康熙初年，通过“历法之争”，圣祖玄烨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纯属诬告。因此，他大胆地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同时，他对天主教的某些说教有反感，又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另外，孝庄太后信奉喇嘛教，不喜欢西方传教士，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明文规定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不许中国人入教。

康熙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修治历法，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因此，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宫廷中、在社会上进行传教活动。对此，康熙的态度不断改变，以致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好感，逐渐形成默认传教、禁令松驰的局面。

据有关史料记载，康熙曾读过一些有关天主教的书籍，和传教士讨论过宗教问题。他对天主教的兴趣源于西学，他对天主教的好感主要源于传教士的合儒策略。正如传教士所说：“康熙皇帝研究西欧科学的好学心，也导致这位皇帝对于我们天主教的研究。” “虽说康熙皇帝是个政治家，但他如果对天主教和儒教的一致性稍有疑虑，就决不会许可天主教的存在。”[3]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1687年5月23日），他明确指出：“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反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4]

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途中，他遍寻教堂，召见传教士。这实际上是他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是在广大臣民面前公开表示他对天主教的兴趣与好感。

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了禁教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这道敕令，在入华传教士的眼中，它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它的含义是耐人寻味的。它着重强调传教士为清廷做出的贡献，并没有对天主教这个宗教做出好评。它仍然属于“因人容教”，带有酬谢的意味。

不过，康熙的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地方。随着他与传教士关系的发展，他对天主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曾为教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

在他看来，儒学讲苍天、上帝。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的儒学并不矛盾，至少与中国的天道思想是相近或相似的。他多次说过：“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5]

然而，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局面迅速逆转。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教徒的祀祖、祭孔、敬天均不禁止，并以天或天主来称上帝。但是，一部分传教士则斥为不当。康熙末年，礼仪之争达到高潮。康熙帝深切地感受到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严重对立。他对大臣说道：“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也骂了。”[6]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派特使多罗来华，发布禁条，实行干涉。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态度明确而坚定。康熙帝还令传教士带信给多罗。传教士因此向多罗说道：“你起初来时，曾面奏过谢恩外并没有甚么事，如今只管生事不已。我们在中国也不多，不在中国也不少。我们甚是无关。你当仰体皇上优待远臣恩典，自今以后再不可听颜当等的言语生事。万一皇上有怒，将我们尽行逐去，那时如何？你后悔也迟了。不如听我们的话，悄悄回去罢。”[7]

但是，多罗顽固不化，死硬对抗。他在南京发表公函，公布了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文件，要求中国教会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处以“弃绝”的重罚。结果，他被驱逐出境，拘禁于澳门。

教皇不顾康熙帝的反复声明，一意孤行，再次颁布谕令，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并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不折不扣地执行。为此，他第二次派人出使中国。

1720年，教皇特使嘉乐抵华。在回答清廷的询问时，嘉乐坦率地说出了来华的目的：“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8]

康熙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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