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坚定立场使嘉乐不得不考虑变通之法。他听取多方意见，拟定了“八项准许”，准备对中国礼仪作出妥协和让步。嘉乐的相对灵活的态度，使康熙一直将他当作贵宾对待，并多次接见他，与他进行说理与辩论。由此可见，康熙对待礼仪之争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愿意因此而造成中西方的决裂。

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10] 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胁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的天主教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浦条约》第22款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损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1] 《中法黄浦条约》中出现了保护天主教堂的条款，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法使拉萼尼还不以此为满足，又要求两广总督耆英奏请道光帝废除对天主教的禁令。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44年10月22日），耆英向皇帝奏报：“弗兰西夷使喇萼呢请求各款多属必不可行，业经逐加驳斥，惟天主教驰禁一节请求甚坚。……奴才一面将大概情形缮折奏报，一面督饬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员等连日设法开导，逐层驳诘。该夷使仍执前议，渎请不休。……往复辩论数日之久，该夷使坚执如前。奴才伏查天主教自前明西洋利玛窦传入中国，各省愚民被惑入教，所在难免。惟二百余年并未滋事，究与白莲、八卦、白阳等项邪教不同。……现据该夷使喇萼呢再四吁请，可否仰邀皇上逾格天思，将中外民人凡有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如有诱污妇女，诓取病人目睛及另犯别项罪名，仍照定例办理。如此量为变通，庶夷情得以驯伏，免生枝节，而于定例亦不致漫无限制。”[12]

道光帝谕道：“令耆英再向该夷使明白开导。”耆英遵旨而行，继续与拉萼尼交涉，毫无成效，只得再向皇帝奏报：“该夷使请求各款多属非分之干，业经奴才严行拒绝。其天主教驰禁一节，亦屡经往复辨难，折以法度，谕以情理，不啻舌敝唇焦。无如驳诘愈严，请求愈坚，中间龃龉情形，几成决裂。迨经藩司黄恩彤委曲求全，婉转开导，始定为姑允所请，以示羁縻，仍申明治罪条例，严定禁止夷人擅入内地传教章程，以存限制。该夷使亦情愿恭候谕旨，不敢别有请求。旬日以来，时而峻拒力争，时而罕譬曲喻，一切驾驭之术，固已无余，即使再向开导，亦不能出乎历次辩论事理之中，恐未能顿然悔悟。……伏思天主教虽与白莲、八卦等项邪教不同，究属久干例禁。今该夷使再三吁请，始将旧例量为变通。”[13]

因此，道光帝根据耆英的请求，批准驰禁天主教。十一月五日，道光帝谕道：“佛兰西夷使于天主教驰禁一节，既经反复开导，无可转移，自不得不稍示变通以消疑贰。该督另折所拟准将习教为善之人免罪之处，于滋事为非者仍治以应得罪名，于外国习教者仍禁其擅入内地。所奏自属可行，已于折内批明‘依议’。著该督即将原折行知该夷使，俾益感天朝宽大之恩。其通商各海口，并著该督转行移咨各该督抚一体查照办理。”[14] 从此，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在中国大地复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中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广总督耆英奏报法使请求开放传教一事拟姑允惟不准入城片”， “两广总督耆英奏报遵旨筹度酌拟天主教驰禁事折”， “两广总督耆英奏请将习教为善者免其治罪等事折”， “寄谕两广总督耆英所奏天主教驰禁一事自属可行著转行各督抚一律查照办理”， “两广总督耆英奏报连日与法人为传教事往复辩论情形事折”， “抄录法兰西使臣喇萼呢为将中国传习天主教为善者概免治罪一事请明降谕旨通行各省致中国照会”， “寄谕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黄恩彤著查明原教堂情形并酌情办理天主教驰禁”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的压力下，清廷被迫驰禁天主教的详细经过。

清廷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

自康熙末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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