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情。他坚持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对佛教、道教并无特殊兴趣，对天主教的认识也与雍正有别。他认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旧习相沿，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邪教开堂聚众，散札为匪者可比。”[23] 然而，在他统治中国期间，西力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使他越来越警惕传教士的政治目的。他认为天主教对清王朝的统治有危害，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他又无法抵御西洋技艺的诱惑，只得让传教士作为西洋技艺的载体进入中国。他既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进京效力，又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他坚持康熙的原则，只有愿意长期留居，永不返回西洋的传教士才可进入中国。对符合进京条件的传教士，还制定了一套申请、奏报、批准、护送进京的程序。
对于来华传教士，乾隆的宗旨是“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而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教，科学不过是他们的传教工具。如果只开花不结果，他们并不愿意为这个不想接受天主教的皇帝永远服务。乾隆也看出了这一点。为了“收其人”，用其人，乾隆时常放松禁令，对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渺茫的希望中继续为清廷服务。而一旦传教活动对清朝统治构成威胁，乾隆便下令严惩。因此，乾隆年间，清廷的禁教政策时紧时松，传教活动时隐时现，大小教案此伏彼起。
乾隆帝亲自处置了数起全国性的大教案，惩治了若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寄谕湖北巡抚李绶湖南巡抚陆耀著督率地方文武随时访查天主教”， “寄谕湖广总督特成额等著查明各地天主堂”， “内阁奉上谕著孙士毅严拿天主教案内逃犯”， “寄谕湖广总督特成额陕西巡抚毕沅著严审焦秦等犯并严拿蔡伯多禄”， “寄谕山西巡抚农起著提集审讯李培元等犯”， “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查办传教之西洋人”， “寄谕直隶山东山西等各省督抚著照例办理查缉天主教人犯”， “寄谕两广总督舒常等各省督抚著严拿禁止西洋人在内地传教”等文件，记录了乾隆帝处置教案的情况。
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有4名西方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他们在中国教徒的护送下，由广州前往陕西，行至湖北襄阳时，被官府抓获。乾隆帝得知后，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徒一律逮捕究办，并在全国范围内查办私自入境的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这场教案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共有18名外国传教士和数百名中国教徒被捕入狱。根据乾隆帝的旨令，清政府对这些教士教民分别作了不同的惩治。
对于外国传教士，清政府稽拿甚严。上谕：“西洋人潜赴内地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24] 所有被捕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在审讯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传教士的政治目的。正如乾隆帝所说：“西洋人既要传教，亦当在广东附近之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份，何必远赴陕西？此皆关系案内紧要情节，必须彻底根究。”[25] 他怀疑“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26]
对于中国籍神父，乾隆帝认为：“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入官。”[27]
对于延请和护送传教士的教民，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 因此，他谕令：“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
对于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与洋人无关的普通教民，乾隆帝认为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是，这些人俱系世相传习，与接请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来京。上谕虽有此言，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严惩。例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刘志唐等6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应未收到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8]
对于失察官员，清政府的惩治也很严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官员。乾隆帝认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广东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广东官员何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因此他宣布，广东官员自有应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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