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的官员、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由从其学而入其教，成为中国天主教开教史上的三大“柱石”。入教之后，徐光启不仅大力支持传教士的活动，宣传与赞扬天主教教义，而且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推荐耶稣会士参与撰修《崇祯历书》，修订历法，开了中国朝廷起用西方传教士的先河，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站稳脚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汤若望就是在北京历局参与撰修《崇祯历书》、修订历法的耶稣会士之一。

明朝灭亡之后，汤若望留在了北京。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及其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作了简要介绍，表明了自己欲为新朝效力的心迹。

大学士范文程对此极为重视。他深知天文历法与王朝兴衰的关系。为了表明“新朝定鼎，天运已新”，清廷需要准确地观测天象，颁布历法，以新天下耳目。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若望的历算准确无误。他们不仅采用了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而且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此重要官职的西方传教士。

清廷迅速采用西洋历法，重用汤若望，反映出它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封建化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善于接受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无中国菲薄夷狄种族之见。汤若望从明朝客卿一变而为清朝官员，说明他作为一个西方传教士不存在换代易主的问题。无论明清，只要允许他传教，就是他服务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明清鼎革之际，出现了一教三主、各司其职的奇特现象。在四川，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为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服务；在广西，耶稣会士卜弥格为南明永历朝廷效力；在北京，汤若望步入清朝仕途，为清朝皇帝司天。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的两篇奏折，就反映了汤若望为清廷服务的情况。顺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汤若望在奏折中写道：“修政历法远臣汤若望谨奏为刊历自有职掌，微臣揣分难胜，谨据实控辞，以期无误颁行大典事。”清廷在奏折上明确批示：“推算天行，当以新法为准。至于刊刻历日自是该监职掌，何得诿卸？礼部速传饬行。”[1] 从此，汤若望既要为清廷修订历法，又要为清廷刊刻历日。

顺治二年十二月，汤若望向清廷详细汇报了他的占候结果，认为隆冬瑞雪未下，容易发生灾疫，此皆有干天和所致，故阴阳失调。建议“皇上虔诚修祷，敕下大小臣工省刑薄罚，赈恤穷黎，庶天时人事立可见瑞兆于圣朝矣。”[2]

汤若望竭诚为清廷效力，赢得了顺治帝的器重和礼遇。除任钦天监监正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议大夫等品衔。顺治十年（1653年），钦赐“通玄教师”称号，后又授通政使，进秩正一品。真可谓青云直上，恩宠已极。

汤若望创造性地执行了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1651年）到十四年（1657年）冬，他不仅成为顺治帝身边一位备受宠信的老臣，而且与顺治帝建立起了一种亲密至诚的个人关系。顺治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辈），不仅特许“玛法”在必要时随时进宫谒见，而且多次亲临馆舍向他叙谈求教。仅顺治十三、十四年两年间，就登门亲访达24次之多。

顺治帝在与汤若望等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的价值。时值清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清廷十分重视网罗人才。传教士既有才能，又愿意为清廷服务，且忠于职守，顺治帝因此予以重用。顺治帝重视的是他们的科学技术，赞赏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孜孜之诚”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忠君思想联系起来，希望清朝官员以此为楷模。由对传教士个人的好感，而延伸为对天主教的宽容，顺治帝为传教士赐地建堂，御制碑文，客观上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但同时他又在碑文中明确表示，他所服膺的是儒家学说，而不是佛教、道教，更不是天主教。

顺治帝的这种作法，概括起来就是因人容教。因传教士有才可用，有功于清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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