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议，欲请西洋人来陕念经，并托刘义长提前将房屋进行修葺。四十九年四月初旬，焦振纲与秦禄到达广东。他们与在广州的中国教徒蔡伯多禄一道，来到广州的多罗夷馆，延请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同行的还有广东乐昌县的教徒谢伯多禄，广东高要县的教徒谢禄茂。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西安。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除西安之外，陕西渭南县也是一个传教中心。大教案中，清朝在渭南县抓获了2名传教士，其中呢马方济各是意大利人，潜住陕西长达23年，是由“内地人苏神甫勾引到广，复由广至山西、陕西传教。其马喏一名，系澳门人，自幼往西洋学习经典，仍回广东，有渭南县人张多明我接到西安居住”。[42] 随后，陕西汉中府等地俱有人习教传教。
甘肃紧邻陕西，天主教的活动情况与陕西颇有关联。据清代档案记载，大教案中清朝在该省抓获了80余名习教之人。其中刘多明我系陕西临潼县人，父兄皆为教徒。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前往广东，在澳门跟随西洋人习教多年。四十二年（1777年）回到西安，开始在甘州、凉州、兰州一带传教。
山西是教案要犯秦禄的故乡。据陕西被捕教民供认，乾隆后期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等地俱有习教之华人及传教之洋人。大教案中，山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安多呢，审讯后供认，系四十六年（1781年）由京赴晋，在范天保家居住传教。此外，山西还查处了近百名中国教徒。这些人“持斋念经，刊刻一定日期，名为‘瞻礼单’，向系会首李时泰等六犯汇总分散”。[43]
山东在大教案中抓获2名传教士和多名中国教徒，他们是“西洋人吧地哩哑度、格雷西洋诺，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称神甫之朱行义即朱里官，辗转窝留之任文臬、张泰、胡恒、韩三等”。[44] 据李松供认，他素奉天主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同山东人李刚义前往澳门，引西洋人梅神甫到山东，在直隶威县等处传教。据张泰供认，他曾留西洋人吧地哩哑度在家中居住。同时来山东的还有西洋人格雷西洋诺，是临清人邵珩从广东接来的。他们辗转居住在山东武城县、平阴县、东平县等的教民家中。
四川在大教案中抓获了3名传教士和多名中国教徒。据中国教徒供认，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就有西洋人费布仁来川传教，后被逐回西洋。留他住宿的中国教徒李安德也受到枷杖的处罚。但李安德毫无悔改之意，三十一年（1766年）又将西洋人郭明益接到家中居住传教。郭明益去世之后，李安德又要教民张万钟利用赴粤贸易的机会，带西洋人来川传教。张万钟到广东之后，寻访到愿来川传教的西洋人冯若望，将他乔装打扮，从广东带到四川。冯若望先在张万钟家居住传教，后来往郫县、崇宁、温江、金堂等地传教。四十一年（1776年），西方传教士李多林在四川教民张万效的接引下从广东来到四川。他先与冯若望同住，后往来新都、安县、绵州、广元等处传教。据传教士吧地哩哑度供认，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从欧洲来到广州。当时，四川教民王国瑞正在广东延请西洋传教士。他与王国瑞见面后，剃发易服，随王国瑞来到四川，在教民家中居住传教。[45]
江西，据档案和《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三十二年（1767年）都有教民前往广东，请洋人来江西传教。大教案中，江西当局抓获了西洋人李玛诺，和留李玛诺住宿、引领李玛诺出外传教的中国教民多人。据李玛诺供认，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他随中国教徒从广东来到江西南安府大庾县，在教民董有亮家中居住传教。后被赣县人刘玛窦接到赣县传教。三十七年（1772年），又被万安县教民刘添福接到他家居住传教。万安县刘、黄、蒋、彭、郭各姓十余人陆续归教。四十九年赴庐陵县传教，有萧文湖、萧文汉归教。后又赴泰和县传教，有朱维干、朱乐适等人归教，“我送给图像、经本、斋单”。[46]
直隶，天子脚下，乾隆后期天主教的活动仍然很活跃。乾隆四十七年，宝坻县就查处了一起私盖天主教堂，聚众念经案。据直隶总督郑大进的奏折记载，宝坻县民李天一，自幼随父入教。其父去世后，他与同庄的张化陇、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保、王廷秀接奉此教，各在本家持斋念经。三十五年（1770年），李天一因在家拜诵，恐致亵渎，遂令张化陇等各出银钱，在李天一家隙地内，盖草房3间，并赴京向天主堂讨取瞻礼单，购置天主图像、经卷、乐器等物。从此，李天一等9人，每逢瞻礼日期，齐集教堂诵经一日，天黑始散。乾隆朝大教案爆发后，直隶当局抓获了多名中国教徒。据被捕教民郝保禄供认：“自幼随父奉天主教，与威县任文臬、清河县安三均素相识。四十八年九月内令安三赴广东接白、伊二神甫。”[47] 他还供认，西洋人梅神甫于四十九年二月内，由山东武城县来到他家，次年正月赴同县何禄家居住传教。后因直隶搜捕甚严，他与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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