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则对康熙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61]

诚然，康熙大胆起用传教士，亲自研习西学，这是明末帝王所不具备的难能可贵的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明态度。中西文化交流也因此而进入了一新的阶段。可是，康熙在位期间，中西文化交流主要局限在宫廷，引进的西学也很有限，可以说是井水微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康熙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康熙研习西学，从主观上讲，主要不是为了改造中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强作为最高统治者“断人之是非”的能力，也就是说，是为了当科学问题的“最高法官”，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康熙采取的行动，虽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一切只是出于皇帝个人的爱好，既不是天朝的国策，也没有形成社会风气。皇帝的态度一变，这股微弱清风转瞬即逝。

其次，康熙涉猎的西方科学范围虽然广泛，但用力最多，效果较好的还是天文、数学、地理。这三门学科都与国家事务有密切关系。因此，康熙对西学的研习和推广，从根本上说，是在东西方相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传统的政治行为。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西方的采矿、冶金、机械等技术是很少涉猎的。三藩之乱中，他虽然令传教士制造火炮，但战争结束后，武器的研制便开始滑坡。

其三，为了“断人之是非”，康熙认真研习西学，但是，他并不支持传教士向中国的广大学者介绍西方科学，也不积极鼓励中国学人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他的亲躬西学与“垄断西学”、压抑民智不无关联。

其四，“西学东源”说的倡导及其影响。“西学东源”说是清代流行的一种学说，认为西方的天文历算源自中国。这种学说虽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倡导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诚然，康熙倡导“西学东源”说有他的良苦用心，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人们对西学的隔阂，推进西学的传播；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重振中国传统科学的雄风。但是，“西学东源”说在方法上是牵强的，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其荒谬性显而易见。它包舍有明显的崇中抑西的思想倾向，助长了清人的自大心理和对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使清人不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科学的现状和欧洲科学的进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造成了思想障碍。

禁教之后，清廷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中西文化交流跌入低谷，西学东渐随之衰落。雍乾时期，清廷虽然保留了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在京师，为清廷服务，但是，这些传教士除了为皇帝观测天文、绘制地图外，更多的是供皇帝个人取乐，为皇帝的某种兴趣和爱好贡献技艺。西方传教士及其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清宫中的御用工具和“技巧”玩艺。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大量文件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这一册的档案全部来源于内务府造办处，主要内容为雍乾时期传教士以技艺为清廷服务的情况。全册共收档案561件，其中，雍正朝48件，乾隆朝500余件。

雍正朝的48件档案中，除了“传旨着西洋人巴多明认看日晷”，“传旨着西洋人巴多明认看通天气表用法”，“传旨着西洋人罗怀忠认看西洋药”，“谕西洋人沙如玉在造办处做自鸣钟活计”等少数文件外，绝大部分都是令法国耶稣会士郎世宁画画。

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郎世宁便以绘画为世宗服务。档案记载这年“七月三日，西洋人郎石宁画得桂花玉兔月光画一轴，怡亲王呈进。”[62] 同年九月，郎世宁又绘了一幅《聚瑞图》。当时，雍正帝借所谓“麦谷两歧双穗”、“莲花同茎分蒂”等现象，大谈祥瑞与天人感应，为自己的统治做宣传。郎世宁在这幅图上写道：“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这幅画从思想内容上看，描绘了祥瑞之物，预示了太平盛世，迎合了雍正帝的政治意图；从画面上看，采用了写实的手法，带有西方静物画的特点，但减弱了画面的明暗光差，亦中亦西，迎合了雍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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