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赏识与器重，引起了法国传教团的极大关注。为了与郎世宁的影响相抗衡，法国传教团要求国内选派有才华的画家来华传教，用绘画获取皇帝的欢心，以便于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耶稣会士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出于对传教事业的执著追求，郎世宁、王致诚克服种种困难，长期为清廷服务，绘制了大量的精美作品。题材有人物画、风景画、花鸟画、年节画、扇画、珐琅画等等。其艺术水准正如史书所评：“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72]

作为宫廷画家，郎世宁、王致诚不仅为乾隆绘制了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满足了他的闲情逸致，而且充当了史官的角色，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清廷的庆典、习俗以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为乾隆的文治武功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资料。这些纪实画既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乾隆十八年（1753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归顺清朝。乾隆帝对三车凌的内附极为重视，妥善安置了他们的生活。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接待三车凌，封王晋爵，赏赐金帛，并连续多日在万树园为三车凌举行盛大宴会，欢庆活动达10日之久。为了用图画记录下这一历史事件，王致诚奉命赶往避暑山庄进行创作。并为三车凌等12位首领画像，共“画油画十二副”。[73]

继三车凌之后，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也率众归附。乾隆帝决定以接待三车凌的规模来接待阿睦尔撒纳。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下令：“着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前往热河。”[74] 用画笔记录庆典活动。十一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郎世宁亲自为阿睦尔撒纳等首领画像，“画成油画阿穆尔萨那等脸像十一副”。[75]

从热河返京之后，郎世宁、王致诚又开始绘制反映乾隆接见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的重要作品。二十年（1755年），他们完成了两幅大画。一为《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设宴招待杜尔伯特部首领的情景。一为《马术图》，描绘了乾隆率文武官员和辉特部首领在避暑山庄观看马术表演的场面。这两幅画分别由王致诚、郎世宁设计并主绘，中外画家合笔完成。它们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既是清代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二十四年（1757年），清廷平准平回，统一了新疆。这一胜利将郎世宁、王致诚等人的纪实画创作推向了高潮。他们共同努力，绘制了一套《乾隆平准平回战图》，亦称《得胜图》。这套图共16幅，宣扬了清廷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深得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决定将这套图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二十九年（1764年）十一月五日，乾隆下令：“平定伊犁等处得胜图十六张，着郎世宁起稿，得时呈览，陆续交粤海关监督转交法郎西雅国，着好手人照稿刻做铜版。其如何做法，即着郎世宁写明一并发去。”[76]

乾隆年间，郎世宁等传教士不仅以精湛的画技为清廷服务，还设计并建造了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偶然从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便要郎世宁为之解说。听了郎世宁的解说之后，乾隆的西洋兴趣大发，要郎世宁推荐能工巧匠进行仿制。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努力工作，当年秋天就制造出第一台喷水机。乾隆见后十分喜欢，决定建筑一组欧式宫殿，殿内殿外均安装喷泉。这组欧式建筑位于圆明园中的长春园，俗称西洋楼。宫殿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

西洋楼区总面积8公顷多，由西到东依次布置了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五竹亭、方外观、海晏堂、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等建筑和园景。它是我国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和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的“传旨着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处应画处着郎世宁起稿呈览”，“西洋人蒋友仁呈新建水法仪器样图奉旨照样准做”，“传旨新建水法西洋楼着郎世宁等画通景大画”等文件，使我们看到了传教士为圆明园锦上添花的情景。

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就以“西洋奇器”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清朝建立之后，来华传教士又怀抱“奇器”进入了清廷。他们向中国皇帝进献欧洲物品，为中国皇帝修造西洋钟表、奇巧珍玩，成为清宫里的“西洋巧匠”。

雍正对西洋钟表的兴趣相当浓厚，法国耶稣会士沙如玉就是他的御用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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