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讲求祥瑞，官员们便投其所好，纷纷奏报。三年（1725年）九月十四日，郎世宁又奉命绘《瑞谷图》。其所绘之瑞谷是根据内阁典籍厅送来的河南省进瑞谷15本，陕西省进瑞谷21本，先农坛进谷16本。[63] 《清世宗诗文集》中收有一篇《瑞谷图跋》，其中写道：“朕览各种瑞谷，硕大坚实，迥异寻常，不但目所未见，实亦耳所未闻，若但见图画而未见谷本，则人且疑而不信矣。”由此可见，雍正对这幅画是很满意的。

郎世宁以出色的绘画才能受到了雍正帝的非常之知。圆明园内的牡丹花开了，他让郎世宁来写生。他喜欢下棋，便命郎世宁“画各样果子围棋两份”。外国贡来动物，他命“郎世宁照暹罗所进的狗、鹿，每样画一张”。并评价道：“郎士宁画过的者尔得小狗虽好，但尾上毛甚短，其身亦小些，再着郎士宁照样画一张。”[64]

圆明园扩建工程基本完工之后，雍正帝开始驻跸圆明，御园听政。为了对园内的殿堂进行装饰，他命郎世宁绘制了大量的室内装饰画。据档案记载：五年（1727年），“传旨万字房南一路着郎士宁画格扇”。六年（1728年），“传旨圆明园耕织轩着郎石宁起稿呈览”，“圆明园内新添平头案着郎石宁放大样画西洋画”，“西洋人郎石宁画得年例山水画一幅奉旨送往圆明园”。七年（1729年），“传旨圆明园含韵斋着西洋人郎石宁画画”，“传旨西峰秀色殿内着郎石宁画山水”，“奉旨九州清晏东暖阁着郎石宁等画画”。[65]

在绘制这些室内装饰画时，郎世宁受到了雍正帝的干预和指点。首先，绘画必须遵照旨意，有时还得预先拟稿呈览，批准后方可动笔。其次，画完后，雍正时有点评，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例如，五年七月，郎世宁奉旨为万字房画隔扇画。雍正阅后不太满意，提出：“此画窗户档子太稀了些，着郎士宁另起稿画油栏杆画。”[66] 此后又多次下令改画。七年正月，郎世宁在为含韵斋作画时，预先拟出画稿3张。呈览后，雍正仅批准画山水稿1张，并要求添画日影，以增加立体感。同年八月，雍正看到九州清晏东暖阁内的玉堂富贵画时，很不满意，认为画上的玉兰花、石头甚不好。下令改画。并提出由中西画家合作绘画的新方法，“着郎石宁画花卉，唐岱画石头”。[67] 从此，郎世宁与唐岱长期合作，共同绘制了许多传世之作。

上述可见，雍正虽然严厉刚毅，勤于政务，但也不无闲情逸致。他对艺术的爱好，对绘画的兴趣，客观上为郎世宁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郎世宁来华之后，为适应中国的欣赏习惯，认真吸取中国画的技法和风格，走融汇中西的道路，创造出一种新技法，新画风，即郎世宁绘画新体。而从雍正对郎世宁作品的干预与指点来看，他对郎世宁绘画新体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一名宫廷画家，郎世宁不仅自己勤奋作画，创作了数量众多、题材广泛的绘画名品，而且向中国画家传授西画技艺，为清廷培养了一批兼通中西画艺，又各有独特专长的宫廷画家。例如档案记载，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怡亲王传旨：“班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玠、葛曙、永泰等六人，归在郎石宁处学画。”[68] 他们后来都颇有成就。

《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4册中，乾隆朝的档案有500余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令传教士绘制图画；二，令传教士建造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三，令传教士制造各类新奇玩意。

乾隆帝对绘画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来华的传教士画家颇为青睐。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安德义、贺清泰都是他的御用画家。其中，郎世宁、王致诚与他的关系尤为密切。

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宁便与他有了联系，为他绘制过精美的图画。乾隆继位之初，郎世宁又为他绘制了多幅图画。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他与唐岱、沈源合笔绘制的《圆明园图》。这幅图充分展示了圆明园的美丽景色，深得乾隆欢心。元年（1736年）三月，乾隆下令：“赏郎世宁、唐岱每人人参二觔，纱二疋。赏郎世宁徒弟每人官用缎二疋。”[69] 同年九月，他再次下令：“赏西洋人郎世宁上用缎二疋，貂皮二张，郎世宁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缎一疋。”[70]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据清代档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着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畅春园寿萱春永处作画。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宁疲惫不堪。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宁身患疾病。乾隆极为关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赏银一百两供郎世宁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特许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门奔波。明确指出：“郎世宁之病如好了，着伊在家将保合太和围屏上画画，得时送进。”[71]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