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644年(顺冶元年)清军十余万铁骑入关，迅速占领了明王朝的统治中心一一北京。当年十月，顺治帝出盛京(沈阳)迁都北京，清朝统治从中国的东北角转向中原广大汉族地区，并开始逐步确立对全国范围的统治。

 随着清军入关，原来居住在辽沈地区的大部分满族人民和一部分汉族人民，被驱赶进关打仗。

满族人民身受八旗制度的束缚，是不能自由迁徙、自由外出谋生的。所以，清军入关，八旗兵丁的家口，也纷纷随军入关，造成了辽沈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劳动人手奇缺，大量土地荒芜，以致清初一段时间辽沈地区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但是作为祖宗肇兴之地的辽沈地区毕竟是清朝统治的大后方和根据地，无论兵源还是财源，清廷还不能不依赖辽沈地区．因此，为了迅速恢复辽沈经济，首先必须增加辽沈地区的劳动人口。于是清初统治者，对关外地区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对于关内各省汉族人民来辽沈地区垦荒种地实行招徠政策。1649年(顺治六年)，清廷首先下令，动员先年入关在内地各省居住的原关外辽沈汉人“愿还乡者”返回辽沈。1651年(顺治八年)，明确提出“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17]。1658年(顺治十五年)，正式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明确规定：有招至百余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60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50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民每名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6升。每百名给牛20头。到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辽西的锦州、广宁、宁远地方从关内迁来的流民竟有千家之多。原來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登州及广鹿、长山诸岛的汉民亦纷纷回到辽东。仅回辽东半岛金州原籍者就有七百余名。由于金州一带地荒人稀，清廷准许在金州“任意开垦”。致使金州一带“生聚渐多”。为了招徠更多汉人来沈，清廷采取了降低赋税的办法。1658年(顺治十五年)定辽阳一带每亩只征银三分，这与赋繁税重的关内各省相比，对流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顺治末年，宁远、锦州、广宁一带“人民凑集”，奉天、辽阳、海城一带亦“稍成府县之规”。自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对盛京和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取消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禁止汉民流人盛京及辽东地区垦荒种地。但是，这一时期亦是禁而不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大批汉人私自出关，理藩院意见严加惩处，谪发乌喇宁古塔披甲为奴，但康熙认为所议太过，下令在山海关、辽阳等地安插。因此，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的汉人，流人辽沈的日益增多。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时，仅山东汉人通过海关或者古北口、喜峰口进入辽沈地区，或“泛海自天津、登州来者”[18]就“多至十余万”。仅从顺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约20余年间，辽东人丁数增加了5倍多”[19]。据统计，奉天、锦州二府，在1661年(顺治十八年)时，仅仅缴纳田赋的汉人丁口数为5557口；1685年(康熙三十四年)时人丁数为26227口；到1724年(雍正二年)时人丁数为42210口[20]。至于那些成千上万私自来到辽东在山区滨海开荒种地的汉人均未统计在内。可见，汉人丁口数增长是十分迅速的。

乾嘉时期，尽管厉行关禁，但并不能绝止关内各省汉民流入辽沈。当时不仅北方各省，甚至远及闽浙一带亦有汉人流往辽沈。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时，奉天、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搭寮居住。渐成村落，“多至万余产”。嘉庆年间。山东、直隶的贫苦汉人，纷纷到奉天垦荒种地，“愈来愈众”。他们在辽东“安居乐土”。不但不肯回原籍，而且呼朋引友，日积月累，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1753年(乾隆十八年)时，奉天府丁口数为221 742口；1767年(乾隆二十二年)，奉天府人丁数为713 485口；1812年(嘉庆十七年)，奉天府人丁数为942003口；l840年(道光二十年)时，该府人丁数为2213000口。前后只87年，奉天府人丁数增长了10倍。而同一时期，直隶地区人丁数只增长2 5倍。显然奉天府人丁数的迅速增长，并不是入门本身的自然繁衍，而是大批关内流民进入辽东地区的结果。

除了大批汉人来到辽沈外，入关的旗人及其后代，也有不少陆续回到故乡辽沈地区的。清入关时，八旗兵丁约10余万，其中不少人在战争中丧失性命，以致“八旗士卒，多效命疆场。故丁口稀少”[21]。为适应对全国统治的需要，入关后，八旗兵丁数扩充到20余万，清初转战全国各地，最后除部分长期驻防地方外，大部分驻防在北京和东北。至于旗下人口，有的随军居住，大部分定居于北京周围和东北地区。特别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全国统一后，八旗兵丁纷纷从战场上调回，除部分驻防北京，大量的户下人壮丁和部分正身旗人，下乡耕种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