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史实来看，努尔哈赤时期是辽东满汉民族之间大规模交叉流动时期，满人(女真人)大批进入辽东，一小部分汉人被强迁入原满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区。而相当一部分汉人则由于战争或努尔哈赤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流往关内，而辽东的大部分汉人则留在故土与满人(女真人)错居杂处，出现了空前的满(女真)汉大交融。

二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继承汗位。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最终用武力占据了辽东，初步奠定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但是，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并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各种萌发中的矛盾都亟须一个个地去排除和解决。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四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几十万满(女真)、汉、蒙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实力，皇太极极力用安抚招徕和军事征服的办法扩大满族共同体。一方面迫使乌苏里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包括松花江中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的女真余部和其他各民族中的许多人纳入到满族共同体中。皇太极对于收服及来归的诸部往往迁其家属（包括老弱妇幼)住于盛京，编人牛录。选其青壮年编甲入伍。仅据东华录自天聪元年(1627年)到崇德六年(1641年)记载的主要数字统计(小规模用兵及归服的少量入门不计)约有五六万人口，其中有相当大部分被迁居到盛京。另一方面，又极力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12]大肆招徕汉人，并几次挥戈入关，掳掠了数十万汉人。于是皇太极时，在辽东这块土地上，又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前的满汉人口大交流。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当年，就屡下谕旨，“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与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者，概置不论”[13]，以安定辽东汉人民心，同时反复谕其臣下“凡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再三申谕“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14]。“归附之民人，即我民人”，“擅杀降民者抵罪”[15]。由于实行招徕汉人的政策，一些逃往海岛，或流往关内的汉人纷纷返回辽东，特别是一部分明朝军事将领的归降。带来了大批的汉族士兵。1633年(天聪七年)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领士兵共一万二千余人分乘数百只战船自登州渡海来归。不久，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又率数千名官兵及百姓来归。这些都大大地壮大了皇太极的实力。

皇太极时期数次入关劫掠，获取了大批汉族人口。1630年(后金天聪四年，明崇祯二年)，皇太极采取迂回作战的策略，避开明将袁崇焕镇守的辽西宁远一带，袭扰关内。他亲率大军从喜峰口越长城，直通北京城下，占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等府县；1643年(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皇太极又分兵四路，攻打宣府大同、应州等地。这两次入关虽然没有明确数字记载，但是都劫掠大批人口和财物而回。永平之役后，“上(皇太极)问是役俘获视前两次如何？对曰：人口较前为多。上曰：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16]。可见皇太极率兵入关作战的主要目的在于俘获汉族人口。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极又命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人独石口，经延庆人居庸关，绕过北京直趋保定，连陷城池l0余处，劫掠约18万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资；1638年(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军分两路从墙子岭、青山关越长城，然后会师京郊通州，绕北京至涿州，再兵分八路沿运河与太行山之间南下，进广平、顺德、大名等地，然后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山东。从东昌、临昌等处渡过运河，直插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这次入关，时间半年，转掠2 000里，克城池50余处，俘获人畜462000有奇，金银百余万两，翌年，由天津返盛京：1642年(崇德七年)皇太极再次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兵自界岭门、黄崖口分两路入长城。趋蓟州，克河间、衡水等城，又转攻山东。这次入关作战前后8个月，俘获人口37万。皇太极时期10余年间，清军前后5次大规模入关作战，掳掠了上百万人畜。数十万汉族人民被迫迁离故土，来到辽东，使辽东的汉族人口激增，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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