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虽然一定时期受教会思想的束缚与压抑，但史学思想仍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新史学观点不断涌现，表现形式多样。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和形成各种新史学流派，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列。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产生后，新理论、新思想继续不断涌现。至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历史唯物主义随之成为西方史学思想发展的新里程碑。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清代正史所表达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相比，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新史学思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清代野史纵横谈

清代野史是在清王朝专制高压政治统治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史著，它一方面既深受政治重压的强制，另方面又作为一种对抗思想的结晶，代表人民的心声在夹缝中挤压成长。所以，清代野史与正史相比，既有负重受约束的痕迹，也有奋力冒出之茁壮的新芽，呈现了崭新的民间史观。

野史作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史学，不可避免地残存了封建史学的某些烙印，最突出的是颂扬帝王功绩与使用记异手法宣扬迷信史观。因此，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阿谀之辞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例如，当谈到康熙帝时说他是“圣祖至德纯孝”，说康熙11岁时，“慈和皇太后崩逝，当时呼抢哭踊，尽礼尽哀，圣孝纯诚，已为薄海传诵。”（《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13页。以下仅列卷页数码）又说康熙帝把有关治国安邦的“三大事”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使世代永志不忘。“圣祖初亲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爰亲书大略，悬之宫中柱上。至三十一年谕旨述及之，犹云至今尚存。圣祖之宵旰勤民，即此可见。”（卷一，第16页）又说道光皇帝是如何的节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卷一，第62页）类似这些歌功颂德的记述很多，说明野史在封建统治下也深受正史那种忠君与美化帝王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同样，《清朝野史大观》（以下简称《野史》）也存在记异的迷信色彩。如在讲述太祖努尔哈赤击败叶赫哈达时，说“上遣武理往侦，由东路行百里许，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欲还鸦乃散，再行鸦复噪，飞鸣扑面，几不能前。武理甚异之，驰归以告。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浑河部侦之，亟驰往，果见敌兵”（卷一，第1页）。这就是用叙述群鸦“竞噪”、“阻其行”的记异手法，使太祖努尔哈赤获得敌兵来临的预报，终于获胜。书中随后夸张说太祖努尔哈赤面对“九国兵来攻”（即辉发、哈达、叶赫、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勒察、珠舍哩、纳殷等国）不仅不惊慌失措，反而呼呼酣睡。当有人问及太祖何以如此时，努尔哈赤说，“我顺天命”，而“九国之兵以戕害无咎，天必不佑也”。径直宣扬了“天命”思想。又如说无锡惠山寄畅园有一株千年樟树，其杆有数人合抱那样粗大，枝叶芳香。圣祖康熙六次南巡，都到寄畅园观尝抚摸，“抚玩不置”。且回朝后惦念不忘，常询及樟树情况。“犹忆及之，问无恙否”。当朝臣回答说该樟树平安无恙时，康熙总是喜不自胜。然而，当康熙驾崩之后，“此树遂枯”。野史评说“亦可异也”（卷一，第20页）。这也是明显的记异手法，旨在神化康熙皇帝。所以，野史尽管是民间私撰，有一定自主性，比起官修正史约束少些，但野史同样也脱胎于封建专制社会，未能完全摆脱封建的印记，深深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使它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封建专制重压下普遍存在于封建史学中的忠君与迷信的落后观念。

尽管如此，野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挣脱了封建史学的某些羁绊，突破了一些清规戒律与某些封建束缚，显示出某些“野性”。这“野性”便是顺乎历史之自然规律的纯净性，具有一定创造性和进步性，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历史的真貌，在史学内容与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

综观全书，《野史》具有如下之特色。

首先，某些层面敢于非议皇帝，揭露宫廷倾轧现象。

《野史》一书固然残存有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基因，但作为“野史”也有“放荡不羁”的一面。它敢于非议皇帝，揭露清室宫廷倾轧丑事。须知，在专制复古的清代，这样作是要甘冒杀头灭族之危险的，因而《清朝野史大观》明显地具有萌芽的思想解放的进步一面。

清雍正皇帝不是个好皇帝，然而一般史书却对他百般的阿谀。《清鉴》一书吹捧他“帝天表奇伟，隆准颀长，目光炯然，音吐洪亮。幼耽书史，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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