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至19世纪末，与满清专制政治相对映的欧洲正是启蒙时期所开创的思想大解放时期。欧洲爆发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新时代富有开拓、向上进取的精神，逐渐取代封建思想。18世纪被誉为“理性时代”，用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的指导思想。历史家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生理学、胚胎学、古生物学诸方面启迪历史家的思维，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发展也是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历程，认识到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学家能以新颖的思想、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研究历史。启蒙运动开创了新的理性主义思维方法。西方“历史哲学”兴起，资产阶级历史家首次提出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欧洲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辩证创新的思维方法与中国清代的忠君、崇儒相对僵化的思维方法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说说著史的宗旨问题。

《野史》固然不象“正史”那样为资治、垂鉴、治国安邦而作史，这方面的“政治味”淡化不少，但著史宗旨是以保存民间趣闻逸事等传闻史料为要务。这从留传下来的一百多部清代野史的书名得以佐证。诸如《皇朝开国方略》、《圣武记》、《皇华纪闻》、《清代轶闻》、《清季野史》、《清代野纪》、《闻见偶录》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统“正史式”的叙史，而是以笔记、诗话、随笔、漫钞、纪闻、杂录等形式，用轻快笔调漫话史事。显然，野史不重视历史因果关系与历史规律的探索，不注重历史理论研究。因此，野史的著史宗旨是低层次的。此时的欧洲私修史著则不然，是比较高层次的，以探索人类社会共同性的一般规律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像维科《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杜谷《人类精神的历史进展》、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此类的大题材的史著，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历史的理论。马克思推崇维科的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由此可见，17至19世纪末的欧洲历史家是以探讨历史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为著史宗旨，勇于创建新理论，有高品位的治史目的。进行中外历史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野史的治史宗旨不及欧洲私修史著那样高瞻远瞩。中外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也不同，造成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有不同的情趣、风格与效果。应该说，在史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上，同时代的外国史著比清朝野史略胜一筹，是无庸争议的事实。

中国野史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百花园里一朵绚丽的鲜花。它思想较解放，能面对全社会，是封建专制的重压下萌生出的一簇带“野”性的青青小草，散发出新鲜的气息，给正史注入了营养。野史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只是中国历史家尚未能正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至到了清代，中国野史仍是不曾引人注目的一枝嫩弱的闲花野草。加之封建制度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野史在中国史坛上还未能取得应有的地位，野史的历史任务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野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方面军，历朝都有野史创作发表，它资料宏富，是中国“正史”的重要补充，它为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历史与史学发展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同时野史也是一种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衍生物，是民间史学文化副产品。它体现了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政治与哲学思想水平，以及思维特点。所以，我们应该对野史进行专题性研究，分门别类，对诸领域开展更深入的探讨，以期全面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

＠③原字氵右加（山下加王右加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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