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弗倦。精究性道之原，旁澈禅宗之奥。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又说雍正帝对曾祖母、祖母与康熙是“尽礼尽敬，尤能仰惬欢心”。为此康熙帝夸他是“纯孝”。书中又说雍正不结党营私，“无私交、无党援、无干警、秉道守义嶷然自重。”还说雍正率军是“军纪肃然”，“军国大计，每多谘决”。说康熙称赞雍正是“人品贵重”，“必然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清鉴》第309—310页）。一般说正统历史著作对雍正帝是十分褒扬的。可是，《野史》则截然相反，还雍正本人历史之真面目。《清朝野史大观·雍正外传》说雍正“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又说在康熙帝垂危时，雍正潜人密室，盗出康熙遗诏，将“传位十四太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太子”，偷梁换柱，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嗣后便以“峻法严刑”诛锄不服的兄弟亲藩。历史家在是书中用和尚的话讥讽雍正帝是“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卷一，第31页）。显然，这种记叙方式是与正统史书的说法南辕北辙。野史直言不讳的责骂本朝皇帝，这与正史美化皇帝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如《清朝野史大观皇帝患淫创》也揭露穆宗皇帝的荒淫生活，“乃出而纵淫”，“专觅内城之卖淫者取乐焉”（卷一，第82页），结果得梅毒症而死。直书皇帝的荒淫，难能可贵。
《野史》不仅非议了皇帝，更揭露宫廷的倾轧斗争内幕。《清朝野史大观·胤禟惨死》说雍正刻薄多疑，暗害诸兄弟，骨肉相残。有一次允禟为其心腹向雍正皇帝求职，“世宗未之许”，因允禟口气较硬，得罪了雍正皇帝。“世宗大不乐，盖以禩祀等欲树党羽以倾覆己也。酒未尽欢而散，怏怏还宫。”于是心胸狭窄而多疑的雍正帝当夜就派刺客去暗杀允禟。“武装人遂出药粉少许，曰，爷请服此，即永无灾患。允禟犹迟疑，武士出匕首力逼之。禟不得已，服之。甫沾唇，立倒地。武装人翩然跃屋升树去，沓不闻声。”（卷一，第23页）就这样毒死了允禟。这是记述宫廷腥风血雨的倾轧之事。《清朝野史大观·倾辄可畏》认为，宫廷的勾心斗角弄得人人自危，时刻提防。“廊庙间倾轧之风始于和坤，其时虽以阿文成公之老成亦刻刻防之。”（卷六，第39页）《清朝野史大观·毅皇后之被逼死》还讲述慈禧太后心毒手辣，逼死穆宗的毅皇后史事，暴露宫廷铁幕后的倾轧秘事。野史除了记述这些大的宫廷权力斗争之外，还揭露了宫廷的腐败内幕。如《清宫大贿赂场》揭露说慈禧时代，“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卷一，第102页）。《一万八千金之烟泡费》诉说宫廷内奢侈腐朽成风，政事日拙情景。《载ｊì＠③之淫恶》、《亲贵诱抢族姑》等篇章记述恭王奕訢的儿子载澂淫恶不法的邪恶行径。“年少纵欲，狂淫无度”，“蔑伦绝理，行同禽兽”（卷一，第103—104页）。这些都无情地挞伐了皇族贵人。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野史》的超俗可贵之处在于敢于非议皇帝，揭露宫廷内部的倾轧和腐败，这是一般“正史”中所罕见的。野史尽管处于清统治阶级的专制高压下，但在夹缝中仍发挥了私人撰写史书的优势，能够力图摆脱官修的羁绊，显示出敢言直书的求实精神。应该说野史是在封建史学花卉和草丛中茁长出的一束焕发异彩的鲜花。
次则，摈弃了朝廷政治史狭隘的架构，将研究对象推广到人文社会、民间大事及习俗等诸方面，扩大了史学的视野。
封建主义史学一般只注重帝王的个人起居、言行以及王室的重大事件，以宫廷为中心的政治史乃是史著的主线，歌颂帝王将相为其惯例。所阐述与宣扬的思想无非是垂鉴、天命与君道之类的圣谕，对于一般社会中下层面则较少涉及。可是《野史》截然不同，摈弃了朝廷政治史的架构，着眼于全社会的诸层面，除了讲述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也涉及文化、外交等方面。此外还包括社会五花八门的题材，诸如风土人情、秘事奇闻、三教九流、文庙祀典、科场舞弊、志节义烈、诗文书画、人物逸事、官场势利、朋党流党、好勇武功等等亦无例外，一一列举。另外对诸如轿夫、沟民、神卜、灯节、春联、雪灾、殉丧等趣闻逸事更是网罗无遗。因此，《野史》是一部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妙趣横生的生动的民间史著，远远超越了“正史”的惯常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模式，将读者视线从宫廷移向整个社会，从而扩大了史学著作的视野，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这种野史的最大长处便是淡化了正史的官气，溶入了来自民间的各种优良品德和习俗，使之散发出民间的浓郁的正气。众所周知，正史一般是由大臣、宰相监修，皇帝御审批阅的。所叙述的内容都要经过一定程序审查，最后才钦定的。而《野史》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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