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野史》较详尽地记述了“文字狱”迫害事件，触及时弊。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反动专制统治日益加强，“专制复古”又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为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在文化思想领域加强控制，迫害异端思想，绝不允许一丝一毫的离经叛道思想出现。如有冒犯便遭杀戮灭族。“文字狱”在清代表现尤为突出。许多知识分子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丢官、流放、处死、灭族、挖尸惩办等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庄廷春鑨刊行的书涉及抗清史事，触犯清朝律例，于是将已故的庄廷鑨剖棺戮尸，家属均被杀害。凡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出售与购阅者都牵连在内，计有70余人被杀害，其余的人则被充军边疆。对于清政府这种文化专制主义，许多知识分子毛骨悚然，不敢轻易下笔，论述时事，更不敢去触及“文字狱”这个禁区，对此噤若寒蝉。可是，《野史》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大胆直书当世的“文字狱”迫害真象。说“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由于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严之语甚多”，于是雍正帝说“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卷三，第65—68页）。野史书中详细地介绍诸“文字狱”的始末。虽然作者在谈论“文字狱”史实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指责蒙难者的“叛逆思想”，但客观上却暴露了清朝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暴行。类似的记述在野史著作中是很多的。诸如有《庄廷鑨史稿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汪景祺文字之狱》、《曾静吕留良文字之狱》、《吕留良狱之株连》、《韦玉振文字之狱》、《尹嘉铨文字之狱》、《查嗣廷试题之狱》、《程济世注释大学之狱》、《胡藻诗钞之狱》、《沈旧愚诗狱》、《徐述夔诗狱》、《程明禋寿文之狱》等等。这种大量记叙“文字狱”迫害史事的作法是触及清朝统治者的敏感问题，触及时政之弊端，这也是“正史”中所难做到的，这就是野史的“野”性不羁的思想解放特色。

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之比较

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之共同特点就是私人修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里发挥作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传统约束力相对有所弱化，历史的真实性、创造性、民众性有所发挥，显然较官修史著强。私修是史学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中国的私修野史与外国私撰史著在思维方法与著史宗旨上都有所不同。中国是在封建专制与儒家学说为准则的框架内进行形而上学的思维；外国则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进行全新的探索性思维。中国野史是为保存社会及民间史料而纂，外国则是着重阐述个人的见解，为提出新史学观点而撰。由此形成了中外私修史著间彼此风韵与个性迥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谈谈思维方法问题。

《清朝野史大观》虽然突破了封建官修史学的朝廷政治史的羁绊与束缚，着眼于民间与社会史，但是，当时整个社会是处在政治专横与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时期。大环境是封建专制社会，几乎不能有个人的“世外桃源”。个人很难摆脱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与影响。同时，中国儒家文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忠君与崇儒的思想，思维的出发点与归宿都环绕这一中心。《野史》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忠君与崇儒的心态。在《肇基王业》、《太宗伐明》、《开国方略》等篇目里都以崇敬心情记述清帝国的奠基建业史事。称清皇帝为“英明皇帝”、“宽温仁圣皇帝”，美誉清朝开国立业是“天造经纶”，“当洪基淑建之初，已赫然有抚中国子万民气象也。”还吹捧说“清之祖宗，一隅肇造，业业竞竞”（卷三，第1—2页）。这些记述无疑表明野史作者的忠君意识之烙印。同样，《野史》也流露出崇尚孔子儒家思想的情感，辄称儒家学说为“圣贤之学”，孔子庙为“先师庙”（卷九，第65页）。这种崇儒思想是我国国粹，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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