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称厚斋先生。浙江宁波人。官至礼部尚书。在南宋疑古之风的熏染下，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困学纪闻》作为王应麟晚年的“碎金所萃”，一直以来，学术界以书中精湛的考据成果认定了该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的卓越地位，然而，该书并不仅仅为考据而考据，且能寓论于考，表达出丰富的历史见识。正如清人张嘉禄所言：“深宁学问岂尽心于文字，盖将以明道也，《困学纪闻》一书于 君子小人消长之几，人心风俗维系之故，言之最切。”[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王应麟的学术思想进行过一些探讨，有一定的创获。最早有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2］，从分析王应麟的家学、师承和交友入手，指出王应麟治学兼取诸家，不名一师，不主一说，其理学概貌是“兼绍朱陆”而偏于陆，并“旁逮永嘉”。这是立足于王应麟的理学思想做出的论述，对于我们准确把握王应麟的学术思想具有指导意义。稍后，王文华《王应麟及其〈困学纪闻〉》［3］一文，注意到了王应麟在修史方面的一些见解以及《困学纪闻》一书所反映的民族气节。九十年代初，吴怀祺在《宋代史学思想史》［4］一书中谈到王应麟在人事和天命、义理和节义，以及见盛观衰等方面的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王应麟的史学思想也具有启发意义。在此，本人不揣浅陋，拟结合南宋的社会政治背景，并联系时代的学术思潮，对王应麟的历史思想进行一番挖掘，以求教于方家，借此也进一步昭示社会现实与史学之间的关系。 

一、人事、天命与历史变动 

在我国古代社会，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都曾对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做出过探索。一些人将天命视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将人事视为天命的附庸，强调王朝的治乱兴衰、社会人事的变动，都是在天命的安排下进行的；一些人认为人事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王朝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活动，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些人则徘徊在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和二重性，既相信天命，言灾异之说，又看到了人事的力量，强调“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5]王应麟的思想就属于第三种类型，这种历史观上的矛盾性在《困学纪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王应麟强调社会发展中人事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易》于《蛊》，终则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复》，反复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则无与人事欤？曰：圣人以天自处，扶阳抑阴，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 [6]又说：“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7]在王应麟看来，所谓的“天”，就是“理”，就是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规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治乱。在这种法则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尽人事，就可以“扶阳抑阴”，“以回天运”。人君、宰相，只要求理、顺理，顺应这个法则，就可以使衰乱转变为治安。因此，人君不可以不尽人事而将国家的衰乱简单地归咎于命运。至于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王应麟说：“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8]这里的“则”讲的是天理的外化，也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三纲五常。王应麟能够看到历史发展是在一定法则的作用下进行的，和前代的神意史观相比，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王应麟最终将这种客观的法则归纳为封建的纲常名分，则又表现出他最终没能突破一个封建理学家思想的桎梏，在历史观上具有不彻底性。&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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