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还详细考察了历代的社会风俗，指出天下无不变之风俗，救治人心风俗，除了重视学校教育外，社会公正舆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他把社会公正舆论称之为“清议”。他说：“清议，所以维持风俗也。”[59]通过社会公正的品评来维持正义，维护纲纪和伦理道德，在百姓中，尤其是官吏、士人中树立起节义廉耻的观念。他说：“《大雅》之变，作于大臣，召穆公、卫武公之类是也。《小雅》之变，作于群臣，家父、孟子之类是也。《风》之变也，匹夫匹妇皆得以风刺。”[60]又说：“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61]这里，王应麟认为，既便是一些小人得势，指鹿为马，混淆黑白，也只是一时现象，是不会长久的。只要社会上厉行清议，那么人们通过清议作出的评判，必会使是非曲直见于人心，使正义长存。 

此外，王应麟在撰修史书中，也注意通过历史教育发挥教化纲纪、扬善戒恶的作用。他赞同《春秋》的写作笔法，说：“明天理，正人论，莫深切于《春秋》。三忠臣书及，而为义者劝焉；三叛人书名，而不义者惧焉。书克段、许止而孝悌行矣，书仲子、成风而纲常立矣，书郜鼎、卫宝而义利辨矣，书遇于清、会于稷而乱贼之党沮矣。”[62]他注意表彰节义之士，在择取史料时，注意选取有补治道者。如，他表彰唐人韩偓不书梁朝年号，表彰孟蜀于成都石经避唐高祖、唐太宗之讳[63]；又如，他记“李猷护陈东之丧，黄子游赒欧阳彻之葬”，以其“皆义烈之士也”，所以“特书之，以厉浇俗”[64]；又如，他记“晏元献论秦穆公以由余为贤，用其谋伐戎。夫臣节有死无贰，戎使由余观秦，终竭谋虑，灭其旧疆，岂钟仪操南音，乐毅不谋燕国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辟戎土也，君君臣臣之训矣”，因其“有补世教”也[65]；再如，他摘录历史上许多节义之臣的事迹，给予褒奖，诸如“宁为袁桀死，不作褚渊生”、“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以及“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则有樊城之庞德” [66]等等。如此之类，皆为重视历史教育对于淳正风俗的作用。

当然，从《困学纪闻》中间，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王应麟的历史思想中尚存在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例如，王应麟拘泥旧制，反对改革，他说：“学古入官然后能议事以制，伯夷以《礼》折民，汉儒以《春秋》决狱。子产曰：‘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太史公亦惑于流俗之见，《六国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文帝谓：卑之毋甚高论。宣帝谓：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犹行也。《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67]又如，王应麟提倡封邦建国，他说：“封建与天地并立。一旅复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晋，郡县之失也。”[68]这些思想均失之不能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而滞后于时代。问题，从而滞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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