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出发，王应麟强调统治者只要以“理”为基础，勤于人事，勤于治国，就能掌握“天命”，使统治稳固下来。他说：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汲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9] 

可见，宋朝建立之后，国家重整纲纪，宋太 祖善用 君王南面御臣之术，用文臣、收兵权，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由此四海之内咸听命于 君主的号令，国家处于一个统一稳固的状态中，从而结束了唐末五代的大乱局面。王应麟总结宋初的历史经验，对尽人事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证，认为统治者只要勤于治国、善于治国，就能使天下之事处于运掌反手之中。 

所以，王应麟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将国家的盛衰归之于“天命”。例如，他引用刘知几的话来反对司马迁言天命的观点：“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10]又如，根据历史记载，“周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寝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王应麟对此评曰：“匪降自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国家的衰亡，实在是人为的原因，怎能说是上天的安排呢？亡国不决定于上天，创业治国，也不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决定创业建国的还是人的努力。所以王应麟又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11]只要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行事，天人相通，万事便会顺其自然，国家便会治理有序，即使发生了天灾人祸，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此为基础，王应麟着重提出三点： 

第一，亲贤臣，远小人。王应麟认为“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故极力强调人主应该用贤摒佞，并发出“君子去留，国之存亡系焉”[12]的呼声，要求人君用人一定要慎之又慎。 

王应麟强调人主用贤，尤应慎择宰相。与王应麟同朝的司马光曾 强调人君的才德对于世之治乱安危的意义，而王应麟除了注重人君应以仁德治国外，还着重从宰臣的德才讨论历史的兴衰，他说：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13] 

南宋衰亡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正是奸相黄潜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把持朝政，才酿成国势不可收拾的惨局。王应麟说，南宋“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这是切肤的亡国之痛。王应麟进而分析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宰辅之间一定要“和”，王应麟以元祐、元符、绍兴三段时间的历史说明宰执大臣不和，会为“小人所乘”。“无私无朋，所以和也”，宰执唯有无私不结朋党，才可“和”。其二，台谏的作用。南宋袁枢认为台谏作用有限，“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王应麟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台谏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台谏应是正直的“端士”，“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14] 

第二，纳谏杜谗，广开言路。王应麟认为臣下是否不畏逆鳞，直言极谏，君主能否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大事，统治者不可不重视。“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单以即墨破燕。齐王建将入秦，即墨大夫入见，画临晋、武关之策，建不听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听即墨大夫之谋，则齐可以胜秦矣。”[15]由此，他发出“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存矣”[16]的慨叹。此外，王应麟对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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