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三纲五常的封建等级思想，向来是我国传统学者在品评历史过程中的用力之处。在统治政权岌岌可危之时，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也总要拿起这一武器来重整朝纲，改良政治，拯国济民。王应麟生活的南宋时期，可谓“世衰道丧，俗学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颇僻”[45]，“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门，言路壅塞，廉耻道丧，货赂公行”[46]。最严重的是南宋大臣不成其为臣，先有黄潜善、汪伯彦专权自恣，嫉害忠良；后有秦桧、韩侂胄飞扬跋扈，横行无忌。更为甚者，南宋以来“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仇，不知图久安之计；言战者徒为无顾忌之大言，却无必胜之策”[47]。面对这种纲纪不振，风俗颓弊的社会现实，王应麟认为解救的根本对策就是导之以三纲五常，倡之以忠孝节义，以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为君臣指明方向，明是非，别善恶。这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充满着儒家思想的迂腐，但就当时社会实际来说，却是对世风的一种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浊世中的一股清流。

三、重教化、厚风俗的救国思想

宋朝建立不久，边患便接踵而来，这种局面到了南宋，更呈风雨满楼之势。于是，理学家们纷纷从天理人欲的角度来论证国家的兴亡存废。在这种社会思潮影响下，南宋的史学不再把治乱兴替的终极原因归结于具体的政治和军事，而是归结为伦理道德即人君的德政以及君子的修养，重视伦理道德的内向自省。在《困学纪闻》一书中，王应麟重视伦理教化，希望世风淳厚的思想就是一个突出表现。 

王应麟亲眼目睹南宋世风日下，深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说：“风俗，世道之元气也。” [48]又说：“《毕命》一篇，以风俗为本。殷民既化，其效见于东迁之后，盟向之民不肯归郑，阳樊之民不肯从晋。及其末也，周民东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贾至议取士，以安史之乱为鉴，谓：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盖国之存亡在风俗。四维不张而秦历促，耻尚失所而晋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49]认为一个国家应以治理风俗为根本，为人君的应正心修德，使美好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人人都讲忠孝、讲节义、讲廉耻，这样就可以化小人为君子，社会上的君子多了，危害国家的乱臣贼子自然会减少。所以，人心风俗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朝代的治乱兴亡，他因而总结周、商的兴衰说：“周之兴也，商民后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卫风先变，一日移之而有馀。”[50]在古代，两国交战，也要先看一看对方社会风俗的好坏，以此来推断这个 国家的国 君是否有德行、行仁政，从而探知对方的实力。王应麟说：

古之谋国者，知彼知己，如良医察脉，如善弈观棋，德、刑、政、事、典、礼不易。“楚自克庸以来”，此晋臣之知楚也。“晋君类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晋也。皆以纪纲风俗知之。楚自邲之后，晋自萧鱼之后，精神景象非昔矣。[51] 

可见，王应麟之所以重视风俗，是因为好的风俗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以德治国的反映，国 君以德治国，人心才会团结，百姓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繁荣富强，外族才不敢入侵。 

王应麟重视风俗，还在于好的风俗可以陶冶出更多的君子，一个 国家的君子多否，关系着伦理纲常的存废。他说：“清议废，风俗坏，则有毁宗泽而誉张邦昌者，有贬张浚而褒秦桧者，观民风设教，尽贤德善俗，可不谨哉！”[52]又说：“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余’，皆至论也。”[53] 

那么如何转变浇薄的世风呢？王应麟说：“教行而俗美，然后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国有与立矣。”[54]他强调了教化对于端正人心，扭转世风向善的作用，并以史实为证：“韩信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陈汤无节，不为州里所称；主父偃学纵横，诸儒排傧不容；李陵降匈奴，陇西士大夫以为愧。秦汉之后，乡党清议犹严也，是以礼官劝学，则曰崇乡里之化。”[55]又说：“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56]另外，王应麟结合南宋现实，对当时的教育状况进行抨击，他说：“邓志宏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57]可见，整顿社会风俗，淳厚风教，学校教育的意义非常重大。教化不醇，便不能“熏陶性质”[58]，人心就不知节义廉耻，那么必会导致社会动乱。南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