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民。强调“民心”决定历史兴亡，是王应麟历史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王应麟继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8]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的力量。他说：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馀；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19] 

他将西汉灭亡，光武中兴，蜀汉鼎祚丧失，都归之于“民心”，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封建政权的兴亡，重民、爱民者，则国运长祚；损民、虐民者，必丧天下。王应麟进而指出，百姓应该忠于 君主，而君主也应该忠于百姓，具体来说，“以利及民”[20]就是君主对百姓的忠。王应麟还发挥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秦亡的历史相告诫，说明匹夫小民之所以操存亡之权的道理，倡言君主应该“敬民”、“畏民”[21]。

另一方面，在王应麟的历史思想中，又存在着天命观的影子，反映着他终究不能完全摆脱神学唯心主义束缚的一面。 

王应麟重视人事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但并没有彻底否定 “天道”在支配历史盛衰中的作用。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偶然性联系，王应麟往往将之解释为“天道”的作用。例如，关于秦朝的灭亡，根本原因是秦朝的暴政，而王应麟以为：“秦昭王五十一年灭周，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22]秦昭王灭周与是岁汉高祖生于丰沛，本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情，而王应麟却认为这是“天道”的安排，使日后灭秦的汉高祖出生于此时，在秦朝开始兴盛时，就为其埋伏下衰败的种子，所以秦朝的灭亡是注定的。从而将秦朝的败亡简单地归因于“天道”的支配。由此可见，对于历史的变动，王应麟虽然认识到了“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几”[23]，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正是这种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进退”、“存亡”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的结果。因此，在王应麟那里，事物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进退”、“存亡”，就成了一种先验性的“倚伏”，王应麟最终将其归结于“天道”的作用。 

王应麟的这种认识在总结历代的兴衰时也有反映，例如，他说，“发汉陵者，樊崇、董卓也。发唐陵者，温韬也。恶复诛臻，天道昭昭矣”；“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楚之灭秦也，陈涉起于蕲大泽中。同此地也，出尔反尔，天道昭昭矣”[24]；“五阳之盛而一阴生，是以圣人谨于微。齐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陈完奔齐，亡齐者已至矣。汉宣帝甘露三年，匈奴来朝，而 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于前二年”[25]。王应麟认为，如此善恶必报，完全是上天的意志，并说：“人曷尝能胜天哉？天定有迟速而。”[26]因此，对于南宋的兴衰，王应麟同样归结于“天道”的“倚伏”，他说：“我艺祖受命之二年，女真来贡，而宣和之祸乃作于女真。”[27]可见，“天道”是王应麟对于社会发展、历史变动的最高归纳，从而对这种不由人事所决定的历史变动，流露出一种无奈的情绪。 

当然，王应麟对社会发展、历史变动的认识，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既重人事，又肯定天命的驳杂和矛盾之处，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氛围。宋代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达，大大丰富了社会生活内容，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思路，对宋代史家反天命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宋代的史学家们均程度不同地注重人事，强调“人事”在政治活动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对王应麟学术影响颇深的浙东事功学派吕祖谦就认为：“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尽然后可以付之天。人事未尽，但一付天，不可。”[28]尽管这种认识尚笼罩着一丝天命论的阴影，但很明显，吕氏强调的还是“人事”。又比如，另一事功派人物陈亮，在科举作文时写道：“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表现出比吕氏更为彻底的反天命思想。王应麟对于这番话十分赞同，他说：“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29]现实中，赵宋王朝借助于“天命”篡夺了后周政权后，继续宣扬“天命”论，使人们相信“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30]，赵宋之兴是天命所归。然而，南宋末年纲纪崩坏，权臣当道，虽有忠义之士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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