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王应麟的历史观中包含着两个层次，在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下，他强调人事的作用；而面对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弊端无法找到出路时，便将其推之于“天道”的倚伏。这是王应麟作为一个封建的理学家在认识方面所无法克服的缺陷。 

二、注重纲常名分的社会秩序论 

宋代是继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宋鉴前失，认为五代之所以大乱，是由于封建伦常的败坏。欧阳修云：“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31]宋代的统治阶级认为，宋朝要巩固自己的统一政权，就必须从整顿纲常入手，重新确立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宋代的理学思潮就是适应这一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理学家们从“天理”的高度论证了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结构的神圣性，为封建纲常的天然合理性编造一系列的理论根据。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32]并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33]接受了理学思想的王应麟亦从“天理”的角度来分析伦理纲常对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作用。在《困学纪闻》一书中，大量的史评与史论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封建的正统思想。下面拟对书中的这一历史思想进行具体分析。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是维护封建一统国家的强大支柱。王应麟不但继承了这一思想，而且将之神圣化，更加巩固了它的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在《困学纪闻》中，他着重强调了明 君臣父子之义， 严格 君臣之分的道理。他极力反对那种上下失次，尊卑无序的社会现象，愤然抨击道：“背君父以覆宗国者，不狃之罪人也。”在王应麟看来，维护君主的权力、地位，恪守君臣之道，是国家至关重要的大事，正如《晋语》赵宣子所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王应麟认为不知君臣之义，是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关键因素。例如，在评价晋国的灭亡时，他说道：“列国大夫之无君，晋为之也。会于戚而不讨孙林父，会于夷仪而不讨崔杼，会于适历而不讨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之祸，晋自及矣。”又如，春秋时期，晋国太史史墨认为“天生季氏以贰鲁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鲁昭公被其臣季平子驱逐出国，乃是理所当然。对此，王应麟激愤地说：“史墨之对，其何悖哉！”并进而借用张睢阳谴责尹子奇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愤慨：“未识人伦，焉知天道？”[34]斥责史墨不知人伦，妄谈天道。在王应麟眼里，国家制度的规定是 严 君臣之分的最好体现，他说：“制度之别，必有其书，非但正法度，别上下之对也。”[35]然而，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又不是绝对不可沟通的，他用《易》理进行了阐释：“ 古者 君臣之际，分严而情通。上天下泽《履》，其分严也。山上有泽《咸》，其情通也。不严则为《未济》之三阳失位，不通则为《否》之天下无邦。”[36]如何分严而情通呢？王应麟借尹焞之言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7]可见，王应麟在 君臣伦理之间不但强调了臣子的责任，也 强调了 君王的责任，即君要守礼，臣要尽忠，将君臣关系置于伦理道德的系统中，便会使君臣关系得到有机的调节。 

由此出发，王应麟进一步强调做 国 君的应正身修德，以上化下，“务广地而不务广德，人君之深戒也”[38]；作为一 国之 君，只有修仁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说：“仁胜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无敌’。”[39]同时，做臣子的应谨守臣节，忠心事君，决不能以下犯上，违背臣道。他十分赞同宋代原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一语，认为这是“天下名言，万世为臣之大法”。[40]又说，“忠臣不事二主”、“臣节有死无贰”[41]。此外，作为臣子，要在“寡欲”上下功夫，通过“寡欲”做到仁、义、礼、智，从而讲忠孝，讲节义，以辅佐君王。他说：“叔向习《春秋》，为平公之傅，而不能谏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则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违母之训而从 君之命。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反而不缩，其 能正 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后可以言王佐’。”[42]他强调忠孝的统一，认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43]并借史事加以说明：“何曾、荀顗之孝，论者比之曾、闵。夫以孝事君则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非孝也。顗之罪，浮于曾。曾之骄奢，祸止及家；顗之奸谀，祸及天下。”[44]因此， 明 君臣父子之义、辨尊卑高下之差，成为《困学纪闻》褒贬史实人物，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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