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与有子之言相表里。宋儒以孝弟为庸行粗迹，而别于空虚处求性，故其所言往往有过高之弊[2](P61)。

钱大昕批判宋儒学说，往往追寻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原始说法，以此辩驳宋儒远离经典本旨。就上面一段而言，程颐在“性”中不列孝弟，朱熹为其弥缝，认为“仁”就包含了“孝弟”，钱大昕直接引用孟子的“孝弟”观和“良知良能”说，指出孟子只在纯粹道德层面上论述问题，而宋儒将其进一步发挥，朝认识论和本体论方向发展，把最能体现人伦的“孝弟”看作是凡庸俗事，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探求人性，这样的作法是钱大昕所不能同意的。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老子曾赋予“道”以宇宙本原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意义，宋儒又把“理”看作“道”。钱大昕对“道”有新的解释，他认为“道”不外乎就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等，这些东西就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就像大路一样摆在人们面前，没有什么玄虚不可及的。他说：

《中庸》，言道之书也，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谓道。”是道本于天也。又曰：“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道不外乎五伦也。唯道不外乎五伦，故曰“道不远人”，又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不虚行，有天地而后有天地之道，有圣人而后有圣人之道。学圣人者，为君子之道；反是，为小人之道，非吾所谓道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有索之虚无以为道哉！”唯老氏五千言始尊道于天地之上，其言曰：“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于是求道于窈冥晃忽、不可名象之中，与孔、孟之言道，枘凿不相入矣[2](P482)。

钱大昕把老子宇宙本体论的“道”解释成孟子的道德伦理，将哲学伦理化，一方面说明钱大昕对老子学说不感兴趣，对道家思想精蕴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钱大昕所坚持的是儒家日用人伦的思想，他试图把所有的哲理思辨的思想成分都落实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他还说：

老氏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又云：“大道废，有仁义。”所谓“去仁与义”言之也。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谓“合仁与义”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与孟子言仁义同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二语胜于宋儒[2](P456)。

在这里，钱大昕再次指出“道”就是“仁义”，就是“孝弟”等人伦道德。老子及后来的宋儒把这种人伦关系上升到本体论的角度论述问题，使实实在在的伦理道德变成了一种人们无法实质感受到的东西，这是钱大昕所坚决反对的。他曾引用张无垢的话说：“道非虚无也，日月而已矣。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以日用为道，则尧、舜、三代之勋业也。”[2](P482)

清初，顾炎武对宋明心性之学进行猛烈批判，指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4](P240)理学末流流于空谈，于六艺之文、百王之典、当代之务，统统不去考究，只坐而明心见性，所以误国伤教。钱大昕对宋、明空谈心性的学风也非常反感，对顾炎武的论述深表赞同，多次引述以明己志。他说：

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2](P502)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钱大昕批判宋明理学末流的空谈，与顾炎武有所不同。顾炎武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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