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提倡经世实学，而钱大昕更关注辩明学术是非，恢复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学说。很清楚，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是不满的，他所极力倾向的，是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可以说，他对理学“性”、“道”等范畴的驳难，贯穿的都是这样的思想。从积极意义上讲，钱大昕是为了进一步扭转学风偏向，改玄远为浅近，变空虚为敦实，号召人们真正去接触儒家原典，体会圣人思想的真实涵义；从消极方面看，钱大昕对理学的哲理性思辨不甚了解，他以日常伦理批驳理学的思辨，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理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
钱大昕抨击宋明理学，还因为宋儒引佛入儒。理学本来就是儒、释、道三者结合的产物，学者既修儒籍又归心释道也是平常之事。钱大昕由于从小受到祖父钱王炯影响，对佛道没有好感，在日常生活中，他反对信从释道，为仙为幻，劝说人们“佛仙都虚幻，休寻不死方”。[5](P154)在理论上，他认为佛教六业轮回说败坏人伦，佛教徒抛弃父母兄弟而出家，更是有违人伦。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五伦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无不善……释氏弃其父母昆弟而不知养，虽日谈心性何益？”[2](P483)宋儒将佛教与儒学结合起来，破坏了儒学的精蕴，钱大昕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2](P488)
我们也应看到，尽管钱大昕与宋、明理学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不同，但他对宋、明儒者正心诚意、躬行自修十分推崇，且树为楷模，如他称赞朱熹：“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山高海深，日丽星垂。浩然元气，入人心脾。庆元党禁，守正靡侈。立德不朽，斯文在兹。”[1](P263-264)他称赞王阳明：“半壁南天一战收，蛮中更借伏波筹。功名已上麒麟阁，德望真悬泰华旒。信有文章兼道学，漫因门户快恩仇。蚍蜉撼树嗟何益，试看姚江万古流。”[5](P82)正心修身、主敬立诚，正是钱大昕认同于宋、明儒学的地方。这也反映了钱大昕注重道德修养的思想倾向。
二、剖析《宋史•道学传》，梳理宋明学脉
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宋史》在《儒林传》之外设立有《道学传》，以表彰程朱理学。对于《宋史•道学传》这一正史中的理学学术史，钱大昕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刻剖析。所不同的是，钱大昕是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的，他以体例言学术，对学术史上妄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的看法，涉及对自宋至明学术演变的认识，十分鲜明地折射出他对宋学的看法及其学术史观。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自司马迁在《史记》中设《儒林列传》后，历代正史都遵循其例，将服膺儒家学说的人物归入《儒林》，彰扬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这是传统社会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在正史编纂中的折光。然而，随着佛教的输入和道教的兴起，儒家思想不断受到冲击，儒、释、道三家论争激烈。唐代的韩愈为了捍卫儒家理论，提出“道统”说，排出了一个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先王之道”的传授系统，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从尧舜到孔孟，先王之道一脉相承。孟子而后，先王之道遭到异端邪说的攻击，后世儒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先王之道”，续接中断的“道统”[6](P95-96)。到了宋代，诸大儒继承韩愈这一思想，自觉承接孔孟道统，自周敦颐、二程到朱熹，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派，即程朱理学，或称道学。宋元时期，道学一直成为官方哲学，在当时影响巨大。也正因为此，元代官修《宋史》，在《儒林传》之前特意设《道学传》，用来表彰程朱学派诸大师。
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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