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于《儒林》，意在推崇程、朱之学。”这是立《道学传》的根本目的。但是，“刘勉之、刘子翚、胡宪，元晦之师也；吕祖谦，元晦之友也，皆不入《道学》，而独取张栻一人，栻与祖谦均为元晦密友，乃退吕而进张，岂以吕之博不如张之约乎？然元晦亦未始不博也。吕大临在程门四 先生之列，而不入《道学传》，以附见《大防传》也。栻不附其父，而大临独附见其兄，非有心抑吕乎？蔡元定父子，朱氏门人之尤著者，乃入《儒林》而不入《道学》，此又何说乎？张戬附见《载传》，而邵伯温又别于《儒林》，此皆义例之可议者”[8](P1506)。总之，由于编排混乱，“彼修《宋史》者，徒知尊道学，而未知其所以尊也”[1](P472)。
钱大昕还指出，《宋史》由于推崇道学，在评判历史事物时，往往出现偏颇和歪曲。比如张浚，在南宋历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生行事，有功有过，钱大昕充分肯定他的晚节之善。但是，张浚弹劾李纲、符离败绩等等不光彩的活动，《宋史•张浚传》都曲为回护。钱大昕指出，这正是因为尊崇道学所致。张浚的儿子张栻是著名道学家，与朱熹同入《道学传》，“史家以其子为道学宗，因于浚多溢美之词”[8](P1473)。同样的情况，在史弥远身上也有发生，史氏为南宋奸相，和韩侂胄相比，其奸“倍于侂胄”，但在《宋史》中，韩侂胄入《奸臣传》，而史弥远却不预《奸臣》之列。钱大昕指出：“推原其故，则以侂胄禁伪学，而弥远弛其禁也。”[8](P1497)韩侂胄执政时，曾把程朱理学看作“伪学”，加以打击。而史弥远一反韩侂胄所为，积极提倡道学。元代修《宋史》，抑韩扬史，原因在此。总之，“《宋史》于南渡人物，褒贬多不公，总由胸中横一道学之私见”[14]。
钱大昕之所以指出《宋史•道学传》所存在的问题，其目的并不仅仅是批驳道学本身，也不仅仅是为了单纯指出《道学传》体例的混乱。他实际上是以体例言学术，批驳人为立学术高下，曲意推尊或贬抑某种学派的恶劣做法。《宋史•道学传》在体例上的混乱实际上就说明在编纂学术史时的有意轩轾，会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使学术传承流变不明。在钱大昕看来，正史处理学术史传，应该把那些“道德文艺显著者”入专传，其余人物入《儒林传》，这样才有利于辨别源流、理清学脉，公允看待学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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