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设立《道学传》这一“创举”，在清初就遭到黄宗羲、汤斌、朱彝尊、陆陇其等人的驳难。清初开馆纂修《明史》，徐乾学兄弟在《修史条议》中提出仿《宋史•道学传》之例，在《明史》中立《理学传》以区别于《儒林传》，彭孙遹等人支持徐氏兄弟的看法，认为程朱接孔孟道统，学术醇正，《明史》编修应“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其他有功传注及学术未大醇者仍入之《儒学传》中，则大道不致混淆而圣谟独高于今古矣”[9]。但是，汤斌、陆陇其、朱彝尊、黄宗羲等人都表示反对。汤斌有意淡化理学宗派，主张将明代朱、陆传人合为一史，打破门户，并驾齐驱，再现明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消弭程朱陆王之间的学术鸿沟。陆陇其则从“作”与“述”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认为程朱诸儒续接道统，是“作”，而明代程朱后学是“述”，“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是述者之事也”，所以提出在《明史》中去掉《理学传》，“以示特尊濂、洛、关、闽之意，亦可以正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尝窥见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并指出儒者与道学不可分开，要归道学于儒林之内[10](P678-679)。黄宗羲更是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对徐氏兄弟进行了诸条反驳，指出：“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犹之曰志于道，志道可以为名乎？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门，止为周、程、张、朱而设，以门人附之。程氏门人，朱子最取吕与叔，以为高于诸公，朱氏门人，以蔡西山为第一，皆不与焉。其错乱乖谬，无所折衷可知。”因此他提出，“《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11](P211-215)。朱彝尊也反对徐氏兄弟的提议，指出“《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也”[12](P277)。

黄宗羲等人对《宋史》立《道学传》以及《明史》欲仿《宋史》立《理学传》的批评，钱大昕是完全赞同的，在《跋宋史》中重申了这些意见，并作了进一步发挥，说：

自史迁以经师相授受者为《儒林传》，而史家因之。洎宋洛、闽诸大儒讲明性道，自谓直接孔孟之传，嗣后儒分为二，有说经之儒，有讲学之儒。《宋史》乃创为《道学传》，列于《儒林》之前，以尊周、二程、张、邵、朱六子，而程朱之门人附见焉。豫章、延平非程氏弟子，以其得程之传而授之朱氏，亦附见焉。其它讲学宗旨小异于朱氏者，则入之《儒林》，不得与于《道学》，其去取予夺之例可谓严矣。……尝闻之郑康成云：“儒者，儒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故《儒行》之篇载于《礼记》，《庄子》云“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说者以为孔子也。周、程、张、朱之学虽高出于后儒，方之孔子，则有间矣。谓之曰儒，又何慊焉。《韩子》云：“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自黄老之学兴，其徒皆自号道家，马枢有《道学传》二十卷，乃列仙集、仙传之类尔，谓“道学”之名必美于“儒林”，非通论也[1](P472)。

和清初诸儒一样，钱大昕对树立《道学传》以别于《儒林》非常不满。乾隆三十七年钱氏充三通馆纂修官，在拟订《续通志》列传部分的凡例时，就取消《道学传》名目，归并入《儒林传》[1](P281)。他在给邵晋涵拟定《南都事略》三传条目时，也把朱熹列于《儒林传》，没有采用道学这一名目[13](P584)。

从清初一直到钱大昕关于《道学传》的讨论，是有其深刻的政治与学术背景的。清廷将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哲学大力提倡，徐乾学等人提出在《明史》中设立《理学传》，实际上就是这一文化政策在史学中的具体反映。但是，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看，清初又出现了批判、总结、反思理学的思潮，人们认识到强分儒学门户对学术发展的弊端，故而提出以儒学统领一切的要求，钱大昕正是持此观点的重要人物。

钱大昕不仅在理论上批评《宋史•道学传》，还进一步从修史体例着眼，指出《道学传》体例自相矛盾。钱大昕指出：“《宋史》创立《道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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