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以史学的发达和文献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

系统而科学地批判传统史学，系统而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是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并正在经受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一、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

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搖籃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起步较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也相对落后，大约与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明同步。但是，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中外各国所经历程大体一致：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人们对于过往的大事，通过口耳相传，并辅以象形文字帮助记忆，形成关于远古的传说；这种原始的历史观念和流传方式，便成为历史记载的前提。其后，人们渐渐能够以文字将头脑中的东西用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并将杂乱无章的思想发展成为理性思维，出现了历史著作。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完成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比我国的《春秋》晚将近半个世纪。而另一名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约与我国的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左传》同时问世。《春秋》、《左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固然影响巨大，但它们仅仅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最高成就，尚不足以代表中国传统史学。如果说略早于司马迁的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通史》为西方史学史中第一个高峰，与班固同时的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古希腊、罗马最著名的传记，那么他们的巨大成就显然没有在西方史学发展中形成传统。而在中国，恰恰从《史记》、《汉书》起，史学的发展延绵不绝，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我们今天讲中国的传统史学，主要指由司马迁、班固开创，一直延续了2000年的封建史学。

（一）传统史学的基本特点

在2000年漫长的历程中，中国的史学形成自己诸多的特征。就整个国际史学发展而言，史学功用政治化、史学思想伦理化、官修史书制度化、史籍形式多样化，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基本特征。

1、关于史学功用政治化

史学功用问题，实际是治史宗旨问题，也即研究历史的目的与任务。

早在孔孟时代，就十分重视史学的功用，因而才有所谓“春秋大义”、“春秋笔法”之说。真正以史学著述系统而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史学功用认识的是司马迁，这就是人们经常引用的《报任少卿书》中的那段话：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

完整地理解这段话，至少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意思：

其一，广泛搜集、精审考辨史料，保证叙事翔实准确，既不夸大其词，又要揭出真相，如班固称赞《史记》那样，“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

其二，在搜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最根本的目的，充分反映了他对史学功用的认识。“成败兴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这里司马迁又提出“稽其理”的问题，即不仅叙述“成败兴坏”的现象，更要探寻政治成败的根本原因，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具体来讲，从《史记》各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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