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反映古代图书发展演变的官私著录。

史评，评论史事和评论史籍的著作。

史籍分类繁杂和形式多样，不仅反映中国史书编纂体例日趋谨严，而且表现出史家治史的愈益精细。

上述四项基本特点相互作用，造成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一种畸形趋势，即史籍形式多样而史学思想日渐僵化。表面看来，著述宏富；深入进去，却如鲁迅所说，“大家又唱老调子”。一方面，“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另方面，“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作为“中国的脊梁”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光耀”[32]。

（二）史学传统的批判继承

中国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许多传统。强调继承和发扬者，多谈优良传统，忽视改造革新；偏于批判和扬弃者，则多所否定，意欲另建“新史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20世纪初，梁启超疾呼“史界革命”，全面清算“旧史学”，所指“四弊二病”不谓不深刻！这表明“旧史学”中成传统者并非全都优良。梁启超初步系统论证的“新史学”理论，在当时也不谓不新、不谓不革命。然而，曾几何时，他的“史界革命”呼声便被民国初年的复古思潮所湮没，“旧史学”一度回潮。另一方面，中国史学发展中有不少优良的东西，很难顺利地形成为传统。即使成为传统，也是在漫长岁月中，在尖锐对立下，努力拼搏，艰难迈进的。

1、“实录”理论与修史实践的矛盾

“实录”论，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作为对史书的评价，称某史为“实录”，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班固评价司马迁《史记》，最先提出这一概念：

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3]

这也是班固第一次提出“实录”的理论，对史学基本要素的事、文、义系统提出要求，即记事翔实，行文准确，旨义存真。在其后的上千年的修史实践中，“实录”、“良史”、“直笔”几乎成了史学家的口头禅，似乎成为一种传统。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理论问题，班固以后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者实在有限！刘知几在《史通》中算是提得较多的，但他主要用于史学批评方面。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虽然用了很多笔墨对史学中事、文、义三者关系有深入阐发，将史学比作为人之身体，“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34]，强调“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5]。但是，他并非以“实录论”为出发点展开论证。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对矛盾。

另一方面，自班固提出“实录”的概念之后，又产生出不少以“实录”二字命名的史籍。其中，最大量的便是自唐代开始系统修纂的各朝各代的皇帝《实录》。《实录》的修纂与“实录”理论的矛盾，可以说自有皇帝《实录》，就贯穿始终。“《实录》不实”这句话，反倒成了对中国史学有“直书实录”优良传统说法的一种“传统”批评了。“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如果说唐以前还基本恪守，是一种传统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就开始有所改变，“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回避”[36]。皇帝《实录》屡易其稿，以至南宋孝宗时对北宋史事“各传所信，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家自为说”，成为“千古之谜”[37]。到了明代，张岱更有“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38] 的说法。此说虽有夸大，但其对国史、家史、野史的基本评价，与王世贞、黄宗羲等人的认识大体相仿佛。[39]

重要的理论，良好的意愿与残酷的实际，总是如此矛盾！恰恰在这一矛盾对立中，中国古代的史学缓慢发展着。在众多“失诬”、“失谀”、“失臆”的史籍中，一些以史学为己任的史学家，坚持实录精神，抱着直笔意愿，进行辛勤耕耘，才使“中国的脊梁”的“光耀”没有完全被“掩住”。以班固的“实录”理论衡量，《史记》之后当得起“实录”评价的，便是司马光《资治通鉴》了。就史学发展形势而言，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大不同于司马迁发愤著《史记》之时。司马迁时的史籍远非司马光时可比，司马迁只嫌文献不足征，要实地采访；司马光则嫌史籍太过，且往往失实，要进行精审考辨，所谓“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而取其“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 [40]。经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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