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16]

这表明司马迁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自觉不自觉地，宣扬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随着统治思想的选定，儒学被立为“国学”。到东汉，班固则认为“六经”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17]。因此，《汉书》不仅综括西汉230年的“行事”，而且“旁贯五经”，把伦理天命思想贯透到修史之中。两晋以下，更把发扬伦理纲常视为史学的基本任务。袁宏提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所谓的“名教”，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君臣父子，名教之本”[18]。中唐以后，新起《春秋》学与道学先驱提出的“道统”说合流，极大地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北宋理学形成，更使史学思想的发展趋向伦理化。如果说南宋初还有程朱学派与浙江学派之争，那么随着理学一统地位的确立，南宋以后史学的发展则开始踏上理学化的道路。北宋时的官私修史，已都强调“一本于道德”[19]，有所谓“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20]之论。在辩正统的论争中，亦以“天理人心之正”为划分正閏的主要标准，甚至认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21]。由此，元修《宋史》“大旨以表彰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22]，并在《儒学传》“推崇程朱之学”，发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23]。明修《元史》，竭力宣扬元代诸帝“通达儒术”，强调“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24]。清修《明史》，更把“忠孝义烈之行”视为“扶植名教”，“敦厉末俗”，维持纲常，系于王政之首务。[25] 史学思想日益伦理化，导致史学著者多“空言义理”，“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26]。民国年间，配合复辟帝制，掀起一股复古思潮，大讲什么“以史证经”，宣扬君臣父子“大义”。此间，史学的目的可以用徐世昌的话作概括，“因学以明道，修道以为教，冀以端本善俗，范围曲成，凡属斯民各尽其天界之聪明，尊所闻，行所知，皆优游于礼让道德之中”[27]。

史学思想伦理化与以史治心功用的强化，两者同步发展，相互为用，使中国的传统史学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更趋服务于帝王、服务于权势，渐渐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而存在了。

3、关于官修史书制度化

中国古代修史制度，即官修史书制度日益完备，这在世界各国史学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国传统史学也最具御用性。

人类社会初始，在一些文明古国都出现过充当神、人媒介的“史官”，并逐渐产生出传播史事的“史”、“瞽”。其后，随着史的政治功用的加强，中国的史官制度开始显现出特有的发展趋势。春秋时期以前，周王室设立职掌不同的史官多种，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文、掌管文书。直到东汉，史官与星历官始终是合一的。东汉起始，兰台与东观这两个收藏历史资料和国家档案的机构，才成为官府修史的基地。魏晋以后，置著作郎、撰史学士，算是有了正式负责修史的官员。南北朝时，开始出现修史局和公卿宰相监修国史的情况。

从唐代开始，建立起修撰前代史和编纂本朝史（即“国史”）的两项制度。修前代史，自班固始，《汉书》、《宋书》、《魏书》等都是奉诏修撰，《三国志》、《后汉书》纯系私修，而《南齐书》是启准私修。唐初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组成一套修史班子，由宰相总领监修、副相“总加撰定”，专家对各史“总知类会”，完成由私修向官修的过渡。从此，各朝各代在其建立起政治统治之后，都要将修前一代或数代政权的史书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抓，皇帝颁诏，宰相监修，著名史家集体修撰，形成“国灭史不灭”的传统。

在建立官修前代史制度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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