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探讨天和人的关系、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这一当时争论不休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清理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清理已附会或渗透到人类社会史各个方面的神意。通过对人事的分析，说明天道不可信。

其四，总结历史演变之迹，探寻历史发展趋势。这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密切相关的，即通过考察成败兴坏的道理，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必须做到“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即全面考察历史全过程，发现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苗头和关键，从社会弊端中预见其变化趋势。

其五，“成一家之言”，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独创，开拓学术文化的新局面。

司马迁之后，搜集和考辨史料，作为一种治史的基础，为绝大多数史学家所继承，并逐渐形成考据之学。天人问题、古今问题虽然仍是其后史学的重要内容，却很少被作为治史的目的提出来。“成一家之言”，几乎只是后来的史学家的一种意愿而已。就史学功用而言，主要集中在“成败兴坏”方面，多注意为政得失了。东汉以降，史学在“成败兴坏”、为政得失方面的功用，分别朝着三个方面发展起来。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的以古鉴今功用，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发展最充分。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7]，并著《汉纪》以西汉一代“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8]为当权者提供鉴戒。唐初魏征主持修史，更明确地提出“取鉴于亡国”，要从前代“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本朝“安”、“治”、“存”。《资治通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9]，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向了高峰。宋代以后，各朝各代修史都强调“善吾师，恶亦吾师”[10]。鉴戒史学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主体，一贯到底。

与鉴戒功用相辅并行的，一是“绍明世”、“载盛德”，一是治心化民。

班固认为《史记》把西汉一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项之列”，不能“宣汉”之美，为申述“汉绍尧运”，“追述功德”而著《汉书》。而后，分裂割据政权“缀述国史”，完全是为了“推奉正朔”、“假名窃号”[11]，以表示各自政权的正统地位。大一统政权修史，则强调“盛业宏勋，咸使详备”[12]。北宋中期以后，“正统”问题日益成为史学中一个注目的论题。到了元代，其史学虽不甚发达，但对“正统”问题的争论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代。明修《元史》，强调明政权的建立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甚至不惜为封建政权的没落哀唱挽歌，“实既亡而名亦随亡，独谓国可灭而史不当灭”[13]。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清史稿》依然在大肆宣扬清政权的建立是“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14]。开馆之初，正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

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盛世成为过去，与“绍明世”、“载盛德”这一功用相辅相成，以史治心的功用被强化起来。此后，修史的目的被简单化为“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15]。史学随之逐渐转而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

2、关于史学思想伦理化

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先是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后是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宗法观念。它不仅对古代哲学思想有着明显和直接的影响，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史学领域内。

《春秋》作为“礼之大宗”，只不过是企图遏止“君不君、臣不臣”的发展趋势。《左传》“以周礼为本”，但表现出来的是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关系中取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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