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校勘史籍的钥匙之一，是关于历代避讳的知识。宋代已有学者开始在这方面下功夫。清代乾嘉时期，周广业写成《经史避名汇考》46卷，可谓一部专门性的巨著，惜其没有刊行。陈垣总结往昔著述，系统整理，略仿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体裁，写成《史讳举例》，举凡82例，成为一部关于避讳的系统研究之作。

至于考据，则滥觞于古代的传注。西晋以下，注史情况越来越多。《三国志》裴松之注包括补缺遗、备异闻、正纰缪、辨当否四项内容，深受考史者推崇。但是，作为治经、治史的重要方法，考据直至清代才专门提了出来。考据成为一门学问，是在乾嘉时期。考据之学，与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训、辑佚诸学密切相关，是这诸多学问的综合运用。一方面，治以上诸学，离不开考据；另方面，不掌握这些知识和手段，又难以达到取材广博，用材精审，训释准确，类例分明，从而保证考据无误。从事考据，一般來说，需要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求得解释历史的史料依据。在上述史料学或文献学的知识之外，还应有逻辑学修养、其它相关的专业知识，如音韵、历律、地理等知识。近代以来，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旧史料解释新发现的材料，补其脱落；用新发现的材料印证旧史料，证其可信，使古史研究得到新的解释，谓“古史新证”，将考据之学推向近代化。陈寅恪的诗文笺证与“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近代考据家极高的史识。陈垣重史源、讲类例，取得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使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趋于条理化、系统化。

    治史方法的发达，与修史制度的演变、史籍形式的多样，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处于一种知性阶段。重视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强调自身的积累，长于个体探讨（或曰微观研究），再加之孔子“述而不作”以及“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51] 的古训，使中国古代史籍基本以叙述（即描述）的形态存在。这样的一种治史系统，对吸收其它学科成果重视不够，并相对排斥理论分析及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封闭圈”，延缓其向理性阶段迈进，不仅无法迎接外界的挑战，就连自身的发展都步履艰难。发挥这种治史系统整理历史资料、考订历史事实之长，并使之由封闭走向开放，从知性推进到理性，则是在批判继承中应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1]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3]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4]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5]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6] 《史记》卷5《秦本纪》。

[7] 《申鉴》卷4《杂言上》。

[8] 《汉纪目录序》。

[9] 《资治通鉴进书表》。

[10] 《进金史表》。

[11] 《隋书》卷33《经籍志二》。

[12] 《唐会要》卷63《修国史》。

[13] 《进元史表》。

[14] 《清史稿》卷500《遗逸传一》。

[15]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全唐文》卷686。

[16]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17] 《汉书》卷88《儒林传》。

[18] 《后汉纪》卷26《后汉纪序》。

[19] 《新五代史》卷60《职官考》。

[20] 卲雍《皇极经世》卷11《观物篇五十五》。

[21] 杨维祯《辍耕录》卷3《正统辨》。

[22] 《四库全书总目》卷46《正史类》。

[23] 《廿二史考异》卷81。

[24] 《元史》卷26《仁宗纪三》。

[25] 《明史》卷296《孝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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