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阐发的是章学诚。首先，他指出才、学、识三者难兼但要正确对待。“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不应以“自擅”而以为高。同时，他又强调“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48] 突出的是，章学诚在“史才须有三长”之外，提出“史德”的问题。他认为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犹未足以尽其理”，“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何为“著书者之心术”？实即胡应麟所说“二善”――“公心”与“直笔”。章学诚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提出，着重于修史者的心术是否正与直，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即所谓“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分清哪些是自己的主观认识，哪些是客观史实，尽量尊重客观史实，不把自己的主管认识掺杂到客观史实中。只要抱着这一态度去努力，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也足以称有“著书者之心术”。另一层是，章学诚看到史学家对待历史是非不能不动感情，因而特别提醒其要尽量使自己感情符合事理，以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感情，使主管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不然，“违理以自用”，“汩性以自恣”，必然导致“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的后果，因此“心术不可不慎”。这两层意思，既有思想方法修养的问题，又有史学人才个人品德修养的问题。如果说，才、学、识三长是对史学人才业务修养方面的要求，那么“史德”则是对史学人才思想修养方面（包括思想方法和个人品德）的要求。在业务修养方面，识重于才、学，单有生花的妙笔和丰富的知识，若缺少历史观察能力，对历史发展演变就不可能作出正确判断。当然，文字不生动，不能传其史事；史事不丰富，也无从编写。但是，如果“著书者之心术”不正，没有史德，不辨主观客观，便不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的本来面貌，难免成为“秽史”。“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又怎么能够发挥史学的各种社会功用呢！[49]

中国古代关于“史才”、“史德”的理论，虽有很大局限，但就强调史学家业务修养和思想修养这一点来讲，仍应当重视。尤其应联系实际，进一步作出科学的理论阐发：在业务修养方面，应当如何改善写作技巧、充实各类知识、提高理性认识；在思想修养方面，怎么才能直而不曲、真而不伪，做到主观适应客观，坚持史学的科学性。

4、考据之学的成就与局限

在治史方法方面，中国更有独具特色的传统，这便是辨伪、校勘、考据之学的极大发展。

辨伪之学，始于汉代。当时，原是通过校书考定古书真伪和时代，因而辨伪一开始便与校勘结合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基本采录刘歆《七略》而成，以其所载传疑之书考察，可见刘、班辨伪六例。虽然简略，却启示了后人辨伪的一些基本方法。提出有力证据考定某篇确系伪作，始于东汉大经学家马融对《尚书·泰誓》的否定。其后，历代学者都十分注意辨伪这一工作。及至宋代，辨伪之风盛行起来，并取得很多成绩。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第一次把辨伪方法系统起来，提出辨伪八法。近代，梁启超讲“鉴别史料之法”，进一步提出辨伪的12条公例。同时，又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专著详论辨伪方法。

关于校书，虽然春秋时就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50] 的记载，但大规模校书始于汉代。校书作为学术发展中一项专门事业，也始自汉代。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即是这方面最早取得成就的专家。他们主要是多储副本，以较好、较早的本子作为校勘的依据。其后，官府校书之风，迄至清末，历久不衰，推动着目录学的发展。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刻书者日多，又出现版本问题。刊本与校勘，亦愈益密不可分。此外，南北朝时，已有用出土实物校订史籍的记载。至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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