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唐初还“别置史馆，专掌国史”[28]。史馆置于宫禁之中，由宰相一人或数人监修，组织包括修撰、直馆及各类辅助人员的一套常设班子。经过总结和积累，又形成搜集史料的完整条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29]。宋代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修史机构分工更加明细。元代始有翰林兼国史院之称，开明清两代翰林院兼修国史之制。从唐代开始，纂修国史逐渐形成一定程序，即皇帝在位时依据起居注、时政记等编成日历，皇帝死后即依据日历及史馆各有关资料编成实录，以后再根据实录等纂修成本朝国史。搜集史料、记述史事、编纂实录，自唐至清，成为定制。每一个皇帝一部实录，接续不断，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基本的史料系列。国史的纂修，唐、宋、辽、金，时修时辍，没有能够形成一部完备的国史。元代以后，则只有实录而无国史了。
以上两项基本修史制度配合，自五代起，每一新建政权都充分利用前代各帝实录、国史等原始史料，修撰前代史，先后撰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使中国在世界史坛上独具一套前后相续的“卄四史”或“卄六史”。
4、关于史籍形式多样化
各国史学早期的著作，基本都是记言和编年两种形式，中国也不例外。随后，中国同西方文明古国先后出现通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李维的《罗马史》。《罗马史》是一部古代罗马的编年体通史，《史记》是一部古代中国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中国史学发展中，开始了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这是西方史学发展中不曾有的现象。经魏晋南北朝，中国不仅史学愈益扩大范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儒、玄、文三科并列 [30]，而且史籍还取得仅次于经典而居第二的地位。唐初魏征修《隋书·经籍志》，总结了此前史书的发展，将史籍分为13类，大体为后世沿袭。其中，除开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外，有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目录）等。有唐一代，史评、典志、实录、诏令等又有新发展，逐渐形成类目。宋代新产生出纪事本末、纲目等体裁，史评、史钞进一步发展。至清，又有学案等形式的学术史。《四库全书总目》分史部为15类，即根据当时的情况将史籍区分为15种主要形式。它们是：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
正史，以纪传体记述各朝代历史的正统史籍，专指“卄四史”，是研究中国历代政权的最基本的史书系列。
编年，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史事的史籍，以《资治通鉴》为其杰出代表，也形成一个贯通古今的基本系列。
纪事本末，以纪历史事件始末为编写原则的史籍，或一书具诸事始末，或一书仅记一事始末，也有一个从古至清的系列。
别史，有别于正史与杂史的史籍。这一类书，不是以体裁划分的，因而“包罗既广，六体兼存”。大体上可以认为，别史是私人所作又未列入正史的史籍。
杂史，更为庞杂，主要指“事系庙堂，语关军国”的“非一代之全编”、“只一家之私记”，“足以存掌故、资考证”[31] 的史籍。这类史籍，与别史、传记、纪事本末乃至小说家言颇有牵连难分之处。
诏令奏议，为诏令专集、奏议专集。其奏议编入本人文集者，以文集著录，不入本类。
传记，记述各类人物的史籍。叙一人始末者，称为传；记其人一事始末者，称为记。又有圣贤、名臣、名人等区分。“合众人之事为一书，亦传类也”，称为总录。
史钞，摘抄史部书的史籍。有专抄一史的，有合抄众史的，有离析而编纂的，有简汰而刊削的，有采摭文句的，等等。
载记，记述中央政权以外割据一方的偏霸政权之事的史籍。有记历史上小政权历史的，有叙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有关于农民起义的，也有属地理方面的。
时令，记录有关时令节序的书，多属今天的农业气象学范围。
地理，古代的地志，包括宫殿、总志、方志、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等方面。
职官，记载职官、官佐的史籍，包括讲为官之道的书。
政书，记载典章制度的史籍。它将以前分类中的旧事、仪注、刑法等项纳入本类，又曾入邦计一项，即财政、交通、盐法、钱法、冶炼、关税、救荒、垦荒以及保甲法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载籍。其军政一项，为养兵之书；论用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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