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世”、“通变”与“鉴戒”、“垂训”的差异

这都是讲史学功用问题的。谈治史宗旨，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更具重要性。

前面关于传统史学基本特点中已提出史学功用政治化的问题，这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确确实实是一种传统。但其表现形式又各有异，因而在讲批判继承时不应等量齐观。

鉴戒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主体，以帝王为主要劝戒对象。在集权专制的封建社会里，帝王作为的善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为政的兴衰，可以说它的确触及政治统治的关键。然而，由于它注重的是帝王个人的作为，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即对帝王多所劝戒，而忽视从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

垂训，如果说本意是把历史作为训导和宣传的工具，给人以历史教育，包括历史形势教育、历史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的话，那么随着以心治史功用的强化和史学思想的伦理化，垂训又往往与“蓄德”混杂一起，把历史作为伦理说教的工具，使人愚昧。

此两项功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越到后来结合越紧密。前者以史戒君，后者以史愚民。

以史经世，一般都认为是明清之际针对宋明理学谈心说性，“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43] 而出现的。其实，在《庄子·养物论》中即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提法。中唐前后，便产生了与明清之际内涵基本相同的以史经世的主张和实践。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人们提出各种“救时之弊”的主张，形成“言理道者众”的风气。德宗时，杜佑纂修《通典》言“理道”，有如下鲜明特点：其一，从“探讨礼法刑政”入手，“不录空言”，即不以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著论为理论依据。其二，旨在“体要”而不在“规谏”，要通过历史过程本身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来探寻“政理”――为政之道。这不仅对如何探究“政理”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使史学功用也起了新变化。鉴戒功用建立在对前代亡国教训总结的基础上，以求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垂训功用建立在空言说教的基础上，以历史附会儒家经典、历代众贤论著进行训导。《通典》所显示出的功用，与鉴戒、垂训完全不同，强调从历史过程本身或现存体制中探寻为政救弊之道，显然是要深刻得多！当时就有人称《通典》“警学者之群迷”之处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肯定其书“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44]。如果说这是以史经世的先河，那么它应当是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产物。由于这一特点，明清之际“天崩地解”，以史经世的主张适应“救弊”的需要，进一步地闪现其光亮。及至近代社会，以史经世几乎成为整个进步史学的共同呼声。

通变，即“通古今之变”，了解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提出史学的这一重要功用的同时，又强调“承弊通变”。就是说，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有“弊”，有“弊”就应有变；对于历史事变，可以通识其轨迹，在现实中适应其变化。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流弊日积，通变成为数百年间史学的热门议题。杜佑认为“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45]，纂成《通典》。郑樵有《通志》“极古今之变”，马端临《文献通考》着眼于“推寻变通张驰之故”。司马光“穷治乱之迹”，成《资治通鉴》。这些以“通”字名其书者，几乎都是具有划時代意义的史学名著。

由于变通往往与救弊联系在一起，因而经世、通变这两种功用亦如孪生。它们都注意从历史过程本身或社会结构入手考察演变之迹，寻找救弊之道，比起鉴戒、垂训功用，更具重要意义和进步意义。

3、“史德”与“史才”的关系

强调史学家的自身修养，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中一致的心声，因而可谓一种千古不改的传统。

班彪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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