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鈔既成，由部發各布政司，轉發州縣。州縣必立鈔局，與民平買賣。其水陸大鎮店去處，由司設局。大要賣鈔收銀，必照市價。傾鎔批解之費，不可以累州縣。宜據旬報為準，州縣以九四折解司，司以九七折解部。富民見行鈔之變，知銀價必日減，藏鏹必出。鏹出產多，而用銀處日少，銀價必驟減。[43]

造鈔的權利，由中央政府獨佔，地方政府是不能造鈔的。所以，包氏說：「造鈔既成，由部發各布政司，轉發州縣。」亦即是由戶部分發給各省的布政司，各布政司再分發給本省的各州縣，而各州縣則設置鈔局，賣鈔與人民，有些水陸碼頭，較大鎮店，亦須由布政司設鈔局，賣鈔與人民。
　　人民用銀買鈔，包氏認為應照市場價格，不須要由官府規定比價。鈔局賣鈔的收入，每十天結算一次，各州縣賣鈔的收入解交各省的布政司，各布政司轉解戶部。各州縣設局賣鈔，及各布政司辦理轉發、轉解事宜，均需要經營開支，所以包氏認為州縣以九四折解交布政司，即留下百分六作為經費，而各布政司以九七折解交戶部，留下百分之三作為經費。
　　為了使人民願意表接受用鈔，並希望使鈔成為社會流行的通貨，包氏認為政府應該規定，一切公項收入，必須用鈔繳納。他說：

　　唯未議行，先議收，乃可行、可久。其收入也，在內捐級，捐封，捐監；在外完糧，納監必以鈔。則不脛而走。[44]

又說：

　　其行之，必自上始。未議行，先議收。收之現行捐例為最妙，凡上兌非鈔不行。先赴局買鈔，指數以錢起算。銀以照時價，無以例價累監生。州縣徵解錢糧，關榷徵收，皆收鈔，非鈔不行。不過一年，民心趨於鈔矣。[45]

又說：

　　世臣前致瀾甫書所云：未議行，先議收，而收之莫為正供、常例二事，儘之矣。[46]

從上引二段，可以看出包氏的用意是為了使人民對鈔有信心，進一步使整個社會普遍接受、普遍流通，最好的辦法是由政府規定，人民向政府納稅，及捐官，一定要用鈔。如果用銀，亦要按照規定到各鈔局買鈔，再要鈔來繳納。包氏以為，如果由政府率先收鈔，則不到一年，人民對鈔的信心就會建立起來。
　　包世臣就紙幣流通的原理作了解釋，其謂：「馭貴之易者，以其有實也……統計捐班得缺者，不過什之二三，然有此實際，則能以實馭虛。蓋實必損上，而能馭虛，則上之受益無窮，而天下亦不受損，此其所以為妙用也，但非短視諸公所解耳！」[47]這一論點，說明了包氏認為部分兌現準備金，即可保證全部紙幣的流通。這段史料出於包氏口中，不過在〈再答王亮生書〉卻已刪去，這很可能是包氏後期思想作了轉變之故。總言之，包氏對於準備金的主張並末有完整的思想。

第五節、行鈔之後對銀的安排

　　包氏對於行鈔之後，銀的地位如何安排，亦有詳細的討論。他認為「……亦不廢銀，而不以銀為幣，長落聽之市人，則藏鏹者不嗟失業，無以肆其簧惑之說。」[48]其意見是行鈔之後貨幣體系之中，錢作為本位幣，而鈔作為錢的代用劵。鈔的面額亦是以錢為計算單位，其作用是補救錢的繁重之弊，而在高價值交易及大數目支付、轉移時，則用鈔代錢。至於銀兩，則仍准買賣，仍然是一種貴金屬，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也即是說，銀兩有限地在市場上流通，至於銀的價格，則完全聽由市場決定。由此可見，包氏已經察覺到價格取決於市場的規律，這是他獨到之處。所以包氏說：

　　銀從錢價，不拘一文一釐之例。行之稍久，銀自消退矣。[49]

所謂「不拘一文一釐之例」，是說解除從前銀與錢的法價規定。因為清朝錢法規定，銀每兩等於錢一千文，錢一釐等於錢一文。包氏以為行鈔之後，銀不再是「法幣」，故就不再需要維持銀與錢的比價了。
　　不過，葉世昌認為「不以銀為幣」是指不以銀作為計算單位，而非不以銀作為貨幣流通。[50]事實上包氏在《安吳四種》卷26曾謂：「部餉、甘餉、貴餉等項，萬不能不解銀」[51]，至於江浙、兩楚、與江西六省等富裕地區，則把銀存留地方，「如是，則六省所減用銀之數，幾及千萬」。在各省正供年額四千萬兩之中，僅占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以錢代銀之議，在特定的情況下有所例外，[52]包氏又謂：「如是，則六省所減用銀之數，幾及千萬」[53]，更重要的是王鎏《錢幣芻言續刻》說：「先生(包世臣)尚欲銀鈔兼行，而鄙(王鎏)見則既有錢鈔二者為幣，則銀自可廢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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