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頭痛。[15]於是希望藉政府的力量促使官民多用銀而少用錢，達到平抑錢價的效果。[16]直到乾隆中後期，情況才略為轉變，據陳昭南研究，乾隆三十五年前是屬於『錢貴』的階段，而乾隆五十年之後，形勢一轉，反成了『錢賤』之局，陳氏又謂：「(乾隆四十年後)錢賤的原因包括銅供應量相對於需求而增加、私錢的流通量激增、新貨幣(錢莊的銀票及國外銀圓等)出現，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制錢的需要，對於銀兩來說，很可能也在逐漸降低。」[17]由此了解到包世臣所遇見社會現象的前緣，有助下面繼續討論問題。
第二節 包世臣所見白銀外流及銀貴錢賤之背景
清嘉、道年間及道光年間(1821-1850)，銀貴、錢賤的問題又再困擾着中國社會。其主要的原因之一，鴉片輸入，改變了中外貿易的形勢。嘉慶二十五年(1820)，包世臣作《庚辰雜著二》一文，提到鴉片輸入中國的情況，其謂：
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不異酖毒。故販賣者死，買食者刑，例禁最嚴。近年轉禁轉盛……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吃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鴉片之價，轉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至少即費銀萬餘兩。每歲即費三四百萬兩。統各省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每年國家正供，並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鴉片一項，散銀於外夷者，且倍善於正賦。[18]
十九世紀後，每年都有大量的白銀流出，故道光年間(1821)後，銀貴錢賤的問題愈趨嚴重。故包氏又云：
夫銀幣周流，礦產不息。何以近來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漏卮，實由於此。況外夷以泥來，內地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於外夷者，其弊於此。[19]
由於清代的貨幣制度是錢、銀並行，銀貴、錢賤對一般平民百姓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故包世臣說：
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用銀。其賣於市也，又科銀價以定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20]
由上引一段，可以看出包氏認為銀貴、錢賤，對小民有極之的不利的影響，其主要有二：
第一、在社會交易方面：因為一般平民百姓，出賣勞力，傭工受值，所以入的是錢。而商人販賣百貨，都是用銀計值。銀價高等於貨價高，一般平民百姓所處的地位日漸不利。
第二、政府徵收賦稅方面：即是指以銀計數，然後折合錢數，向小民收繳。銀價高則所折合的錢數日漸增多，也使小民遭受不利的影響。
根據上述分析，包氏認為銀價高則使商賈有利，使官府有利，而使小民不利。清代社會，一般而言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小民的收入多為小數，故多用錢，而富人多用銀。銀日貴、錢日賤，等於將社會財富實行再分配，富人有利，而窮人日愈窮苦。故包氏又說：
天下苦銀荒久矣。本年五月(道光十九年，1839)，江西省城銀價長至制錢一千，兌庫紋六錢一分，是銀每兩值錢一千六百三十餘文。下邑不通商處，民間完糧皆以錢折，新喻(縣名，江西省，即包世臣曾短期做官的地方)現行事例，每錢糧一兩，櫃收花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除歸外抵飯辛勞錢五十八文，實歸官錢一千，准庫紋一兩，老幼皆知，今花戶完正銀一兩，連耗至用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不為不多。況兩年之內，年穀順成，刈穫時穀一石僅值錢五百上下，現當青黃不接，而穀價仍不過七百數十文。是小民完銀一兩，非糶穀二三石不可，民何以堪。[21]
以上一段，是包世臣用事實為例，說明銀貴、錢賤對小民的影響。由此可見，銀貴、錢賤對小民的不利的情形。
包氏又認為國家因為實行兩種貨幣，即銀、錢並用，正給與商人以投機的機會。商人利用二者市價漲落的機會，乘機賺錢。於是上困官，下困民。他說：
查各省上供，年額四千萬兩。除去民欠，報撥之數，每年不過千七八百萬兩。是外省存留，與起運幾相半也……至如本省公項，壇廟祭品，文武廉俸，兵餉役食；私用則延請幕友，捐攤抵飯，衙門漏規，漕務兌費。斯不受者，仍旨以銀易鏘應用，故出入之利，皆歸錢店。使市儈操利權，以上困官而下困民。[22]
上引一段，包氏提及到全國各省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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