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包世臣與王鎏在行鈔思想的異同

　　包世臣提出他的貨幣思想的同一時期，有一些官員及學者都對改革當時的貨幣制度，提出不同的意見。包世臣說：

　　中外大吏，頗亦憂此。條畫救弊，其說有三：一開礦，一鑄大錢，一行鈔。熒惑阻撓，迄無成議。[56]

上引一段是指當時有許多中外大吏，都對當時的貨幣制度感到憂慮，而紛紛提出不同的改革意見。這些意見，又可歸納為三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開礦，另一種是鑄大錢，一種是行鈔，而朝中又有一部份人反對改革，加以阻撓，所以到現在都沒有定論。
　　當時提出改革者甚眾，其中魏源、梁章鉅、許作屏、林則徐等尤為特出。[57]但對包氏貨幣思想影響最深的卻是王鎏(1786-1843)，字子謙，一字亮生，江蘇吳縣人。[58]另外，同時代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59]在《軍儲篇三》一文中說：

　　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行楮幣者，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定[60]，推衍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鎏。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61]

由此可見王鎏是當時倡議行鈔的代表人物之中。
　　由於包氏並沒有專門貨幣思想的著作，而他的貨幣思想是經過相當長久時間的構思，直至讀到王鎏的《鈔幣芻言》之後才引為知已，並把自己的思想用書信的形式與王鎏商榷的「互動」中表達出來。為了進一步了解包氏的貨幣思想，須以蔚二人思想的異同進行比較。
　　道光十二年(1832)，包氏收到友人張淵甫寄來王鎏所著《鈔幣芻言》，立即回信說：

　　瀾甫先生閣下：承示亮生先生著，折服、折服。世臣力持此論三十年，而不學無術，未能心執訛訛者之也。今王君廣徵博引，根據粲然，必有能舉之者，但遲遲不可知耳。[62]

其後，包氏又直接寫信給王鎏。在信中說：

　　亮生先生閣下，都中由瀾甫得讀大著，欽佩之至。……行鈔之說，分於癸酉年(按癸酉年為嘉慶十八年，1813)痛發此議，惟未有成書。及讀尊刻，徵引詳確，是以樂得同志。[63]

可見包氏在見到王鎏的著作之後，確有知己之感，並且抒發了自己的思想。在行鈔思想方面，包氏與王鎏相同之處甚多，但也有一些關鍵性的地方，則與王鎏不同。本節即將二人在行鈔思想方面，作一比較，希望藉此更能對包氏的行鈔思想有深入的了解。

第一節、關於鈔的製造

　　首先是造鈔所用的紙張，兩人都主張造鈔的紙張必須精好。王鎏說：「造鈔必特選佳紙，潔白光厚耐之者也。」[64]又說：「既用造鈔，即禁民間不得買賣此紙。」[65]包氏的主張與王鎏相同，主張鈔紙應極精好。並且提出具體做法，是取高麗鏡面紙及貢宣紙的匠與料，合而為一。並說在兩地各召一匠人至宮中，領於中官，即使中官習造紙之法，而兩匠終於身不使出，則造紙的技術不致洩於外。包世臣如此注重造紙之法，是為了防止偽造。因為他認為妨礙鈔法通行的，有兩種因素：「一則細民不信從，一則匪人為奸利。」[66]但他認為如果杜絕奸民偽造，則只需提高造紙的難度。所以他說：「杜匪人之奸利，世臣前答足下書所云：取高麗及貢宣兩紙之匠與料，領於中官習其法，而兩匠則身不出。其紙即可垂久遠，即外間不得其法，無可作偽。」[67]可見兩人在這一方面的主張基本相同；而包氏的設計更為具體有效。
　　其次是造鈔的權利。王鎏在《錢鈔條目》中，並未說明造鈔的權利何屬，但在他列舉紙幣的優點時則說：「萬物之私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則尊國家之體統。」可以確知他所設計的造鈔權利，是歸於中央政府。
　　包氏在這一點上，與王鎏相同。前面所述包氏的設計，造鈔所用的紙張由中官領導。又說：「取高麗及貢宣兩紙之匠與料，領於中官，和合兩法為紙，即使中官習其法，而兩匠則於身不出。其紙即可垂之遠，而外間不得其法，無可作偽。」[68]可見造鈔的紙張，是宮中製造，地方政府不得製造。但以上所述，僅是造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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