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自己父亲的名字也说不清，只呼之为“太公”，以致司马迁也无法确知其名讳，后人更是异说纷纭了。[145]至于其祖父以上的名讳，就更茫然无知了，因而，刘邦只在其父死后为他立了“太上皇庙”，不像后代开国君主那样动辄为祖先立“七庙”或“九庙”。[146]将他的祖先同唐尧联系起来乃是后来经学家们的发明。同样，《汉书》列传中几乎未记载传主祖先的姓名与来历，传记开头的基本格式是“人名、字＋籍贯”。显然有别于魏晋以后的创作的传记，后者动辄开列出数世祖先的名讳。西京一朝除了项籍、张良、汲黯、李广、冯奉世等少数六国旧贵族的后代多少可知其来历，与王侯之后因《汉书》诸表的存在其世系源流可辨外，只有司马迁、扬雄、孔光与王莽寥寥数人能详细道出祖上的谱系。这并非是史家有意缺漏，也难以用传主出身低微，有意回避来解释，与传主本人普遍不留心、不记得祖先名讳、不了解祖上来历分不开。这一现象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父系世系意识的淡漠。
西汉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王莽是一代表。到了东汉时则有不少人留意此点，可追溯上几代祖先，《东观汉纪》就有不少记载。除了王充与王符的系统探源以外，东汉后期起，不少儒生也不约而同地关心起各自姓氏的来历，并沿着父系寻找其来源。桓帝以后的碑文上常常有这类文字。目前所见最早载有这类内容的墓碑是立于延憙八年（165年）的鲜于璜碑，此碑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其文云
□讳璜，字伯谦，其先祖出于殷箕子之苗裔，汉胶东相之醇曜，而谒者君之曾，孝廉君之孙，从事君之元嗣也。
碑阴则镌刻了胶东君以下五代人的名字、职位[147]，据此可以列出鲜于璜以上五代的世系。此后很多墓碑都出现了类似的内容，或讲述姓氏的来历，或具体列举高祖、曾祖以下的名讳、仕宦，或兼而有之。如立于建宁元年（168年）的张寿碑、卫方碑、约同年的杨震碑、立于建宁二年（169年）的郭泰碑、憙平二年（173年）的鲁峻碑、憙平三年（174年）的娄寿碑、憙平六年（177年）的尹宙碑、光和三年（180年）的赵宽碑、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中平三年（186年）的张迁碑、建安十年（205年）的樊敏碑，[148]等。这些碑铭分布广泛，北到今天的天津（鲜于璜碑），南到四川省卢山县（樊敏碑），东到山东东平（张迁碑）[149]，西到青海省乐都县（赵宽碑），多数集中在中原地区。说明这种追求不是一时一地的士人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的。
当然，正如顾炎武所指出的，“汉时碑文所述氏族之始，多不可据”，[150]若仔细考辨的话，不难发现汉以后碑文中许多说法不合史实，难以凭信。东汉末立的张迁碑称“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高帝龙兴，有张良，……文景之间，有张释之”云云[151]，将张良也视为其张姓先人，显然是错误的。这种追寻的结果尽管错误百出，但沿着父系寻找祖先的观念已然日益强化，换言之，父系祖先意识已成为促使他们追寻氏族来历的基础。
这种追寻流行的具体背景一方面应是选举重阀阅。时人看来“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152]，上古是“赐姓命氏，因彰德功”[153]。东晋人徐众亦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号，或以祖名，皆有义体，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孙不忘也。”[154]有无姓氏与有无功德关系密切，在“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以族举德，以位命贤”[155]之二风十分盛行的社会里，若能找到姓氏的来源，意味着祖上有功德，对于抬高其后代的声望、博得名声大有好处。如果可能，儒生自然会乐于攀附这样的高枝，以证明自己出身高贵，弈世盛德。
另一方面，古文经学的兴起、《左传》的流行也为追寻姓氏来源提供了可能。郑樵说“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二书皆本《左传》”，[156]此说略嫌绝对，但他指出《左传》对于“姓氏”研究的重要性是十分正确的。《左传》中的确包含了许多涉及姓氏的记载，东汉以后研究姓氏的人，如王充、王符、应劭，无不取资于此。《左传》受到重视始于西汉末的刘歆，东汉时虽基本未立为官学，但研习它的儒生日多[157]。他们可以借助于《左传》附会自己姓氏的来历，构建出父系系谱。且《左传》的总体思想倾向性也是如汉人所概括的“崇君父，卑臣子”、“义深于君父”，[158]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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