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多者，轩辕之苗胄，虞舜□后胤，官□……始祖留（刘－－指前赵）时南□……□用为皇越兵将军，黑州□□司徒，□……公姚和留（刘）时镇南□将军、□州□□□石……留（刘）时太中大夫、江夏太守。姚乔（？）石（指后赵）时使部……尚书、冠军将军、上谷太守。姚（金＋合）荫姚（指后秦）时四……县都盟统，吉阳保主。曲州令。祖姚车……和□□中□□□□北地二郡。父姚芨……[159]

记文有残损，但大意仍然很清楚。讲的一是祖先出自，二是祖上的名讳、官位，与汉儒墓碑上的内容相近。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160]这类说法未必可信[161]，更多是表现了造像者的一种观念与追求。这种风气的出现与流行，应与北魏孝文帝时开始的“定姓族”确立门第序列有直接关系。这些造像者祖上往往有仕宦的经历，所以可以举出他们的官职，至于一般的百姓，记住的只是先人的名讳了。太昌元年（530年）的樊奴子造像上刻有奴子八世祖樊坦以下的名讳[162]。至于镌刻了曾祖以下的祖父名讳的造像就更多了[163]。这种对父系祖先的记忆与来历的追求，体现了普通百姓父系祖先意识的发展。前面提到《仪礼·丧服传》有言“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认为因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在记忆父系祖先上参差不齐，即父系祖先意识的发育程度高下不等。这种状况已逐步发生变化，不同背景的社会成员在这方面的差别正在缩小。这一意识的成长为后代形成父系“宗族”奠定了观念基础。

　　2）父系继嗣意识的成长：绝后到过继与禁异姓收养

　　另一方面，父系继嗣意识也在不断强化。汉文帝与晋武帝对绝嗣的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汉文帝之子刘揖（一作刘“胜”）封为梁王，史云“好《诗》《书》，帝爱之，异于他子”，立十年死[164]，刘揖死而无子，当时身为梁王太傅的贾谊曾上疏建议“为梁王立后”，[165]不见采纳，终未为刘揖立后，结果，“无子，国除”，文帝只是将其另一子刘武由淮阳王徙封为梁王[166]。刘揖被谥为“怀”王，按“谥法”的解释，“慈仁短折曰怀”，刘揖“短折”不假，是否“慈仁”并不清楚。不过“谥法” 中关于“短折”的谥号还有“恭仁短折曰哀”、“未家短折曰伤”，[167]同样适合刘揖，文帝最终选定谥为“怀”，恐怕还在于“怀”兼有“怀念、思念”之意，寄托了父皇的追思。文帝尽管因爱子早亡而忧伤，虽有大臣提议也不为他立后，可见当时父系继嗣观念之淡薄。
　　晋武帝的做法则大不一样，多次为数岁而殇的诸子立后。其子司马轨，“年二岁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谥，以楚王玮子义嗣”。另一子司马祗，死时年七岁，无子，“以淮南王允子迪为嗣”。又一子司马演“薨，无子，以成都王颖子廓为嗣”。[168]武帝对他的弟弟无后也很注意，其弟司马兆十岁而夭，武帝践阼后，特以其子司马景度为司马兆之后，景度不久又死，又以第五子司马宪继司马兆后，又薨，复以第六子司马祗继为后，薨，又封第十三子司马遐继司马兆为后。武帝在为司马兆立后问题上锲而不舍，动因是 “（兆）少聪慧，有夙成之质。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绍立其后，而竟为遂，每追遗意，情怀感伤”[169]以实现其母的遗愿，这种遗愿本身就浸透了很强的父系继嗣意识，与汉文帝的漠然态度适成鲜明对照，足见近五百年间这一意识的发展。
　　这种观念也渗透到普通百姓的头脑中。东汉初年，鲍昱为县长，县人赵坚杀人系狱，“其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余，惟有一子，适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求哀。昱怜其言，令将妻入狱，遂妊身有子”，[170]即是一例。《后汉书·吴佑传》记载的则是官员令无子的系狱待死者的妻子入狱同宿，以求得子，亦是怕人绝后。《晋书·良吏·乔智明传》记西晋时张兑事与此类似。
　　异姓收养，经历了从上下通行到禁止的转变，也体现了父系意识的强化。东汉时“世人无后，并取异姓以为自继”[171]很普遍，曹魏时仍然被允许，魏初有人作《四孤论》，提出若干情况下孤儿被异姓“收养教训成人”是否应循礼教还本姓？参加讨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