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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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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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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此时“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当时史书中所说的“宗族”“九族”不可尽理解为 “父系继嗣群体”，其中也会包含母党与妻党。产生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朝廷与儒生的推动与引导，由上至下缓慢扩展。[188]至于其意图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其它原因，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
鉴于此，我们的眼睛不能仅仅盯在宗族上，而应如F.Steven Sangren所指出的，要把分析的目光扩大到当时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组织[189],需要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如里社、僤、佛教影响下出现的“邑义”、“社邑”等，给予更多的注意，深入了解它们在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包括它们与后来宗族形成的关系。
据此，以往认为的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是需要修订的，通常所说的隋唐妇女地位高也不应仅归于胡风的影响，也应考虑汉代以来的固有传统。方法上看，由于当时的“宗族”的自我认同尚不发达，依靠父系系谱而进行的家族史研究的适用性也要认真思考，概括的所谓的“家族”的特点也值得反思。对此，西方学者已有所警醒，开始重视“联姻”关系在当时的重要性，值得中国学者借鉴[190]。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乡村社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在修订过程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邢义田先生、吉林大学历史系许兆昌先生、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秦兆雄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James L. Waston（华琛）先生给予多方帮助；2002年1月就本文的研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做过讲演，得到与会学者的指正；2003年1月又将此文提交本所中古史研讨会，本所诸多同仁多方指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侯旭东：《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82页。
[3]详见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下简称“鲁”）， 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函第一册，第47-52页。
[4]“鲁”，第二函第五册，第969—973页。
[5]“鲁”，第二函第二册，第363-370页。
[6]分见僧哲等四十人造像记与僧通等八十人造像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册，第1-2页；第3-4页）,王法现造像记、陈神忻造像记与邑子七十人造像记（“鲁”，第二函第二册，第411-414页、第二函第四册，第737-740页、第二函第四册，第747-751页），并参侯旭东《北朝幷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个案研究》（待刊）。
[7]参邢义田《从战国至西汉的族居、族葬、世业论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延续》，《新史学》第6卷第2期。到宋代以后，大体上南方以“同姓聚居”的村落为多，北方则“多姓聚居”的村落更常见。这一不同可见牧野巽：《中国にぉける宗族の村落分布にかんする统计的一资料——剡县乡志にっぃて》，《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三卷，御茶の水书房1980年版，第171-262页，特别是第253-257页与河北定县的比较。
[8]《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2694、2701-2702页。
[9]《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第2215页。
[10]《通典》卷三《食货》引，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62-63页。
[11]如果只有一子，后代的规模无法扩大，至少应有二子。
[12]为便于分辨，现代意义上的作为分析概念的宗族用“宗族”来表示，史书中所使用的则不加括号。
[13]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收入所著《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第342页（此书后改名《两汉思想史》卷一）。徐氏强调“姓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见第326、339—340、344页， 颇有见地。
[14]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0页；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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