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原因，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从宋元以来和明初的历史背景出发，宏观分析明朝出动大军下西洋的实力、条件、动力，由此得出的“外交说”[1]与“贸易说”[2]，的确言之成理、信而有据。但是，永乐时期的明朝何以在国家急需全力对付北方压力、稳定内部的同时，先后七次派出如此庞大的船队，前无古人地深入遥远的大洋，动辄在外游荡、滞留数年之久呢？仅仅从外交目的和贸易角度解释，尚且不够完满，所以，还存在第二种途径，即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下西洋的具体动因，由此得出了“踪迹建文说”等结论。“踪迹建文说”种种其实不能成立，需另撰专文讨论，本文的目的，是从郑和下西洋军队的庞大规模这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环节出发，从历次下西洋时的明朝政治、军事行动中，去寻觅下西洋的另一种具体动因。
　　永乐初年，西洋各国在明朝使节的鼓动下，纷纷前来朝贡，一派祥和盛况。西洋使节之遣，多为文官多为行人，间有按察副使、给事中、翰林待诏，武官多为千户，唯不见派遣大队海军随行。所以，郑和船队下西洋的确是一种十分突兀的重大军事行动，船队两万七千人的规模，仅仅用护航或操作大型船只来解释 [3]，是远远不够的。
　　郑和出使不止七次，所谓下西洋，应以郑和等自述“统领舟师”的七次为准，即永乐三年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九年、十一年（或十二年）至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宣德六年（或五年）[4]。但郑和等人或以受命、或以自南京一带出发、或以自福州等地出发时间为起始年份，或以归港、或以赴南京复命、或以赴北京复命为结束年份，故所记年份不能反应决策、受命、出发、归港等的精确时间。郑和下西洋需要利用南海和印度洋的季风，所以一般是冬春出洋，夏秋归国。无论官方记载受命和复命于何月，均不能用以修正这个由自然地理规律所限定的事实，而受命、复命与实际出洋、归港时间的不同，正可以展示历次下西洋与政治、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
　　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目标是古里、满剌加等已经建立往来的国家。到十月，朱棣自撰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说明郑和船队尚未出发。结合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郑和归国 [5]的记载，可知郑和船队是永乐三、四年之际出发的。
　　第一次下西洋的过程，与明朝对安南的战争环环相扣。从表面看，战争是在郑和出发以后的永乐四年四月才决策、七月才爆发的，但实际决策要早得多。永乐二年八月，老挝护送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说国家被黎氏篡夺之事。三年正月，朱棣遣使前往安南问罪，使臣尚未归还，又接到云南遭安南侵掠的报告，可能此时朱棣已动杀机。在下令郑和出洋的同月，安南请还陈天平，四年正月陈天平离京归国。朱棣是绝对不至于相信黎氏会拱手出让王位的，虽然派兵护送陈天平，不过是场面文章罢了，等到四月朱棣得到陈天平被杀的消息 [6]，就迅速宣布发动战争了。总之，朱棣最早在三年二月，最晚在四年正月已经定策开战，与郑和下西洋的受命和出发正相吻合。
　　永乐四年大军出发的同时，朱棣命占城阻遏安南。按，占城既是郑和船队出洋的第一站，又是船队归国的最后一站。五年五月在安南明军获胜，八月占城来南京献安南俘虏，九月郑和回国，三天后明军凯旋 [7]，举行献安南俘虏的典礼。显然，占城所献的俘虏是郑和船队带回国内的，也就是说，郑和船队已于夏天进驻战场以南的占城，战争结束后扬帆归国，于八月回到南京。
　　第二次下西洋，《实录》等失载，但郑和等自述之五年至七年，又和有确切时间记载的受命第三次出洋发生重叠，所以实际时间应为五年冬至六年（1408年）秋，时间之短，为历次所独有。此次出洋，当为护送来自遥远的古里、忽鲁谟斯等国使节回还，故可能不必亲至印度南部海岸，就经由暹罗等地 [8]，迅速归国了。
　　第三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六年九月。此前的八月，朱棣决定明年率领全军主力进驻北京。但在区画北巡的过程中，交趾发生了大规模反抗，明再发云贵川大军进攻。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增发的京军和朱棣同时离开南京 [9]。显然，郑和下西洋的决策，是紧随着皇帝北巡和交趾用兵的决策作出的。
　　第四次下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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