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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国内军事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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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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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为第三次亲征之年；第七次，受命于定策宣宗唯一一次有充足准备的出巡之后。
除去宣宗两次临时出巡与下西洋无关外，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第四次、二十二年（1424年）的第五次亲征也未见郑和“统领舟师”的配合。其实，当时虽连年北征，财政窘迫，朱棣仍于二十二年正月命郑和出使旧港 [20]，只不过年内朱棣去世，郑和未及成行 [21]，改为率船队守备南京。揆明政府之本意，必欲在亲征之年再遣大军下西洋。
下西洋与诸重大军事行动的密切关系，似乎说明郑和下西洋有为其他军事行动壮声威、固后方的使命，这也与郑和船队的旧港、锡兰山、苏门答腊之役相吻合。但是，南北两面作战、海陆分耗巨资，绝非合理的军事策略，何以明朝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而不顾轻重缓急和财政负担呢？从另一个角度看，七下西洋或许揭示了明朝决策者的一个隐隐的原则性措施：当皇帝或大军离开南京之时，乃至皇亲征军离开北京到塞外之时，明朝的海军也要尽量离开南京，乃至南直隶和东南沿海地区。
下西洋军士多来自“南京及直隶卫所运粮官军”[22]，乃至“外卫官军”[23]，而据零星记载，军官有来自锦衣卫、水军右卫、金吾左卫、龙江左卫、宽河卫、府军右卫者 [24]。金吾左卫、宽河卫乃靖难后由北军改建，锦衣卫、府军右卫乃洪武以来长驻南京的上直卫，水军右卫、龙江左卫则是洪武以来的专门水军单位 [25]。不难看出，下西洋军队以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领导，南北方军官同为将校，而由南方军士构成主体。靖难战争后，出身于北军的“新官”勋贵，在军队中迅速取代了洪武、建文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官”阶层，残存的南军之中，最可能保持原有独立性、最不容易被习于骑射的北军官兵取代的，就是习惯南方环境、熟习水战技术的水军了。或许，新政权一直不信任这些不可替代的水军，所以每逢大军离京、皇帝巡狩，就要把这部分水军派遣到遥远的大洋上去，以销隐患。
以上“配合战争”说，似乎匪夷所思，又无史载明证，难成定论。但是，历次下西洋与当时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如此密切相关、丝丝入扣，又不容忽视。无论是从积极角度推测的“两面出击”，还是从消极角度推测的“放逐大洋”，“配合战争”说均不妨聊备一格。
总之，大量史实证明，“外交”和“贸易”是下西洋使命中必有的重要成分，但在解释船队的巨大规模、耗费与明初特别是永乐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矛盾问题上，两说均为其他具体使命留下了可能空间。与现实可能性甚小的“踪迹建文”说相比，“配合战争”的史实依据更加充分。“配合战争”说将郑和下西洋视为永乐时期政治、军事政策中的合理环节，“外交”说和“贸易”说则视之为宋元以来的航海传统、明初政治经济形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两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共同勾勒出了郑和下西洋的背景和使命。
[1]（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自序》、同书卷上《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82年，7、36页。
[2]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第七卷第一至三期合刊，民国二十六年，239－246页。
[3]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163页。
[4]《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载（明）巩珍：《西洋番国志·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51－55页。
[5]《明太宗实录》卷六八、七一、七二，永乐五年六月己卯、九月壬子、十月壬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以下明诸朝实录均同。
[6]《明太宗实录》卷三八、四三、五○、五二、五三，永乐三年正月甲寅、六月庚寅、四年正月戊戌、三月丙午、四月辛未。
[7]《明太宗实录》卷五六、六七、七○、七一，永乐四年七月辛卯、五年五月甲子、八月己亥、九月壬子、乙卯。
[8]按，伯希和未知永乐五年至七年的出洋，故以永乐六年郑和使暹罗之记载为非（（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附拾遗）》，中华书局，1955年，38页）。其实郑和自述此次下西洋目的地中最后一个即暹罗，遣使暹罗而非西洋各国，正可为本次出洋历时甚短之证。
[9]《明太宗实录》卷八二、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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