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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国内军事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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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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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受命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与第三次下西洋情况相似，到次年二月，朱棣第二次离开南京，巡狩北京。官方材料虽未明言何时定策北巡，但参照第一次北巡的前后事务，可知这两次北巡均与蒙古军情有关。定策第一次北巡，是在永乐六年六月，朱棣闻知本雅失里从西域潜返蒙古高原之后，明朝随于永乐七年、八年发动了两次绝漠攻击，严重削弱了本雅失里大汗。永乐十年五月 [10]，朱棣闻知新兴的瓦剌消灭本雅失里大汗，漠北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第二年的北巡和下一年的朱棣亲征，必肇因于此。所以，明朝是在定策第二次北巡后决定第四次下西洋的，与上次北巡、下西洋的情况相似。
第五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此前的十月，朱棣怀疑汉王高煦谋反，从北京秘密回到南京，惩处汉王后，于次年三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北巡 [11]。郑和这一次受命，名义上是陪同年底来贡的西洋各国使节回国，但参考前两次下西洋与北巡的关系，这次决定下西洋当亦紧随定策北巡之后。
第六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名义上的目的是陪同久居京师的使节们回国。但是，正是在受命前不到一个月，随着蒙古的阿鲁台打败瓦剌，一度雄踞漠北，明朝和阿鲁台维持多年的关系终告破裂 [12]。到夏天，明朝调集各路军队入京，准备亲征，结果因阿鲁台远遁而未出，但到第二年还是发动了第三次绝漠亲征。参考第三、四次下西洋与亲征的关系，可知第六次下西洋的决定必与第三次亲征的决策紧密相连。
第七次下西洋，郑和受命于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此后的十月，明宣宗离京赴宣府一带巡阅。按，明宣宗出巡或亲征共三次，第一次是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偷袭东北边外的兀良哈部，事发突然；第三次是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至十月，巡至宣府 [13]，当时瓦剌最终攻杀了阿鲁台，北边形势大变，事出仓促。与第一、第三次离京行为相比，第二次出巡是经过长期准备的，而恰与定策下西洋前后相联。
历次下西洋受命虽早，实际出洋却可以很晚，虽然下西洋所历时间的记载各异，其实不外两种情况，即当年回还和次年回还，断难想象船队会在西洋逗留两年以上。第二次和第六次即当年回还者。永乐十九年正月郑和方受命于北京的皇帝，则当年必然来不及出发而滞留南方，所以才会有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给郑和的敕书 [14]，即第六次下西洋发生在永乐二十年（1422）年春至秋。其他五次则均为次年回还。如上述，第一次下西洋为永乐四年初至五年秋在外。第三次下西洋，郑和于永乐六年受命后，直到永乐七年秋才从刘家港出发，而船队正式从福州出洋，一直拖到永乐七、八年之际 [15]，即永乐八年初至九年（1411年）秋在外。第七次则明确记载为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九日到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二十一日 [16]。以上三次的明确历程有助于澄清其他两次的出发时间。第四次下西洋，由郑和迟至永乐十一年四月尚羁留陕西 [17]，加上郑和等自述或十一年、或曰十二年出发判断，必与第三次下西洋相似，于永乐十一、十二年之际出洋，即永乐十二年（1414年）初至十三年（1415年）秋在外。第五次下西洋，郑和于永乐十四年受命，所历不及第四次之遥远，亦远达东非 [18]，且自述于十五年出发，迟至永乐十五年五月尚驻泉州 [19]，故其在外时段，亦应断为永乐十六年初至十七年（1419）秋。由此，第三到第六次下西洋的实际出发时间，依次为永乐八年、十二年、十六年和二十年，其中八年、十二年、二十年正是明朝发动前三次绝漠亲征的年份。
综上所述，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和出发，是与永乐、宣德时期的开战、亲征、巡狩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定策和实施密切相关的。永乐、洪熙、宣德年间，明朝的主要军事行动无非是两攻安南，五征漠北（其中四次朱棣亲征），其间伴随着朱棣三次由南京而北京的北巡，以及宣宗的三次巡边（包括一次小规模亲征）。第一次下西洋，受命于闻安南之变以后，出发于定策进攻安南之时，归国于攻陷安南之际；第二次，为第一次下西洋的配套措施；第三次，受命下西洋紧随定策第一次北巡、再攻安南之后，出洋之年则为第一次亲征之年；第四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二次北巡，出洋之年为第二次亲征之年；第五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三次北巡；第六次，受命紧随定策第三次北征，出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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