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众依附于已，虽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与隋朝利益发生了冲突。高元追击契丹不仅入侵了隋边疆，而且违背了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为此，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颎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二路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隋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还曾联络百济国夹击高句丽，百济王昌也“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文帝乃下诏给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陆地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飘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成功，受到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30]，使听命于隋的百济国蒙受了损失。
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到隋炀帝即位，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31]？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如何变高句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呢？早在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帐前，裴矩就曾为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裴矩以为其事易如反掌，在国力较高句丽更强大的突厥都“合国从化”的情势下，只需让其目睹了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国向高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33]。似乎只须恫吓利诱，高元即会象东、西突厥可汗启民、处罗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样亲自诣阙朝拜。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丽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惧，“藩礼颇阙”，不但不入朝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干脆不与隋朝往来。
这当然让隋炀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龙颜震怒，被激怒了的炀帝当即下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大业四年（608）元月，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炀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扬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这是正史中有关炀帝征辽的最早信息。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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