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振的分析可谓极具远见，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车运送军需十分困难，军队越多后勤越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已就会陷于被动。开皇十八年（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霖潦疾疫”，“馈运不继，六军乏食”，30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独到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44]。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故，未能肩负起前敌总指挥的责任，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昏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诏文直把高句丽王高元称之为“小丑”，轻蔑愤怒地声讨高元罪状，指斥高元不修职贡，无事君之心，无为臣之礼，掩匿怀奸，招纳亡叛，穿着靺鞨的衣服侵扰辽西，这些内容和开皇十八年（598）文帝诏责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诏文后半部指责高元内政不修，法令苛酷，赋敛烦重，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则和当年讨陈檄文差不多。暴虐者不堪为国主，炀帝于是有理由协从天意，拯民于水火，“取乱覆昏”，亲总六师进行讨伐[45]。这就把隋军变成了王者正义之师。隋炀帝甚至把自已比作商效问罪的周武王姬发，成文王之志灭商纣，圣王当然要承先帝之志灭高句丽，“二代承基，志包宇宙”[46]。

　　隋炀帝的诏文是写给高句丽看的，也是写给四夷各国看的。为了扬威张大声势，诏文甚至公开了用兵作战部署，隋百万大军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12路军，共24路，各路军队都要“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诏文云：“今宜授律启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深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侯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24路军全面展开，铺天盖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无法展开于24道上，各道相隔遥远，根本没有24条路可走，完全是纸上谈兵，虚张声势。诏文吹嘘隋大军为百战百胜之雄师，“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且炀帝“躬驭元戎”，总其节度，控弦待发，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就可将高句丽吞下肚子里。炀帝还要“解倒悬于避裔，问疾苦于遗黎”[47]，建立圣王可汗的不朽功业。

　　诏文最后称：“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梓，引之以恩，其余臣民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隋才任用，无隔夷夏”。隋炀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抚，百万大军首先考虑的不是进击歼敌，而是先考虑如何接受敌人投降。因为在隋炀帝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圣王之师”，高丽小丑根本不敢负隅顽抗，投降是高句丽的唯一出路。于是乎隋炀帝又要求各路隋军，“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而“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黎朕意焉”[48]。隋炀帝全盘公开军事部署，根本不关注也不讲究取胜的军事战略战术，而是强调义师形象。作为总指挥，隋炀帝导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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