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4]

　　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役，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仗还没打，已经搞得天下骚然。

　　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的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据唐人高临《冥报记》记载：“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35]。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据《隋书·王文同传》：“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门”，“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过了头，民愤极大，被隋炀帝斩首，成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众闹事，隋炀帝又将天台宗智者大师上首弟子灌顶召到涿郡，“远至行所，引见天宸，叙以同学之欢”[36]。炀帝还专门派遣员外郎崔凤举将道士王远知请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37]。随即，炀帝令跟隋着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摆起了四道场，为征人祈福，用以安抚人心。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等。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掷，罗绮丝竹，眩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充满信心，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耀武让四夷领略大隋天子的威风，亲眼看一看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让人疑惑的是东突厥没有遣使来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其时启民可汗已死，其子始毕继位，与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突厥骑兵善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此前隋将韦云起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这次征讨高句丽若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广漠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当然是大问题。时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关系己疏远，大业五年（609）始毕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西攻伊吾铁勒军。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到隋炀帝正着力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离强合弱伎俩已有警惕。另外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这当然是对隋炀帝的不恭，但炀帝也暂且不能处置。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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