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高句丽蕞尔小国，隋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隋炀帝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隋大军齐集，吓也会吓得高丽王屈膝投降。同时，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击灭高句丽的同时，炀帝要一举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制。

　　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炀帝的期望值很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丽王就范。大业七年（611）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30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继续进行，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

　　按照古礼，巡狩亲征有造庙致祭之礼，据《隋书·礼仪志三·军礼》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墙，行宜社礼。帝斋于临朔宫怀荒殿，预告官及侍从，各斋于其所。十二卫士并斋，鄣衮冕玉辂，备法驾。礼毕，御金辂，服通天冠，还宫。又于宫南类上帝，积柴于燎坛，设高祖位于东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辂，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诸军受胙毕，帝就位，观燎，乃出。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隋炀帝的御驾亲征大讲排场，军礼仪式如此隆重，各国使节及诸藩王驻足观看，其实就是向四夷发出警告，不向大隋天子低头是绝无好下场的。对于隋炀帝来讲，这场战争只能嬴不能输，也只会赢不会输，炀帝本人对取胜没有半点怀疑，所以不仅御驾亲征，而且带上各国使者前往观摩。

　　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治今北京市），总计达1133800人，号称200万。这么多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馈运的困难。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供输军粮等物资，其数比军队还要多。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架式那象是去打仗，简直是在演戏。炀帝只期望以大军压境而令高丽王胆寒，以求不战而胜[39]，其实并没有认真从军事上仔细研讨战略出军战术。

　　也有人对如此兴师动众而又滑稽的征讨提出异议，出来谏止。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炀帝得书大怒，要将耿询问斩，幸何稠苦谏才得免[40]。给事中许善心也上封事谏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41]。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炀帝问：“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庾质回答：“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炀帝对庾质劝导不必御驾亲征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庾质于是分析说：“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42]。其所分折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头脑发热的炀帝根本听不进。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威吓战术。他在其后出师途中遇疾，上表炀帝分析征战的天时地利人和说：

　　窃见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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