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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时间:2009-7-24 13:46:57  来源:不详
号‘大元’以前所铸之说”。又以载籍史料、金石碑刻、塔幢墓志中辑录的一些建国号大元以前有“大朝”年款的元初资料支持其说。同时,也纠正了罗氏关于“大朝之称唐史无之”的说。列举了历史上唐、武周、后唐、后晋、宋等也曾称为大朝,指出大朝并非蒙古汗国的专有称谓,而是时人对当朝的一种尊称,“云‘大朝’者,犹皇朝、国朝云尔”。他还根据“大朝通宝”的形制特征等指出:“谛观是钱(锦县于泽山藏)文字及一切孔郭形制虽不能确定为(元)世祖以前何帝何后所铸,大抵属元初之物,翁氏(树培)之说固极可信,然与正品中之至大、至正钱形制又不合,则非正用品又无疑也。”[4](P.96) 对于翁树培、罗伯昭提出的“大朝通宝”钱的断代给予了充分肯定。
    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赞同其说,把“大朝通宝”钱列为元初最早的铸钱。在此之后的古钱图录与研究论文大都沿用其说(注:丁福宝原编、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39页;国家文物局编《中国古钱谱》,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元明清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朱活《古钱新典》,三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其他古钱图谱均沿袭此说。)。但也有些专家对此仍存疑虑,因为所见到的“大朝通宝”均为传世品,并无可靠的考古资料和确切的文献记载。
    1992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先生发表《说“大朝”:元朝建号前的蒙古汗国国号——兼论蒙古汗国国号的演变》(注:原刊于《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一期。)。至此,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再被重新提起。萧先生指出:“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 实际情形, 并非如此。 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 即有Yeke Mongghol Ulus的国号,汉译为‘大蒙古国’。‘学者知者渐多’。但是,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一直受到中外历史学人的忽视。过去仅有古泉学及金石学者注意到此一重要名词。而古泉及金石学者亦未加以系统论证,更未能指出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指出,古泉学家“认为‘大朝’不过与‘皇朝’、‘国朝’相当,是一种尊称。这两种说法都不过是臆测而已”。“实际上,‘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其原因在于“‘大蒙古国’一词显然种族意味太强,不足以羁縻汉族土民,通将其简化为‘大朝’。‘大朝’之称,已蕴涵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总之,“‘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
    至今,关于蒙古汗国国号“大朝”研究的大体情况和主要观点就是这些。

    二、历史文献中所见“大朝”

    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大元”以前称“大朝”,不仅是当时南宋的汉人以此称之,蒙古政权也这样自称,这有大量的资料佐证。
    其一,《醉义歌》“序”中写到:“及大朝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5](卷8) 这是蒙古建国初期的名臣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于1222年途中所作。“大朝”为蒙古汗国自称无疑。
    其二,《西游录》中写到:“此城(讹打剌城)渠酋尝杀大朝使命数人、贾人百数,尽有其财货。”[6](P.2) 《西游录》是耶律楚材西征归来后,于1228年写成。这里所谓“大朝”,即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这也证明,“大朝”确系蒙古国的自称。
    其三,《祖历代通载》[7](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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