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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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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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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流传至今的奇珍。关于这方印章，《西藏历代藏印》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元代，木印，如意钮，高10厘米，方，边长6.6厘米，藏罗布林卡。”该书编著者还作了如下考订：元朝初年，“凡施用文字，因取模楷及卫兀字（维吾尔文），以达本朝之言”。后元世祖“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至元六年）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所以，现元代封印多为八思巴字，而且印质非玉即金（包括银、铜），惟此印为汉文，且印质乃木印。显系复制印章，而非元朝正式封印，“大朝国师……”，疑为“大元国师”之讹[15](P.12)。
这个考订值得商榷。其一，现存的元代封印多为八思巴字，这是因为流传至今的元代印章多为至元六年（1269年）颁行八思巴字以后所制，此前的印章流传下来得极少。而在颁行八思巴字之前的元代印章，一般是杂用畏兀儿字和汉文。《元典章》称：“凡施用文字，用取模楷，及卫兀字，以达本朝之言。”（“模楷”为“汉楷”之讹）这说明，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之前，元朝（包括建国号“大元”之前的汗国）的敕号及封印，兼用蒙古畏兀字和汉文。因此，不能因此印为汉文就疑其伪。其二，不能因为元代颁封的国师印多为玉、金、银、铜而此印为木质即疑其为复制。元初，职官、封印均无定制。“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9](卷85,《百官一》P.2119) 到忽必烈称汗整饬官制之前，大略如此。至元七年（1270年），徐世隆任吏部尚书时，“以铨选无可守之法”，乃撰成“选曹八议”，在刘秉忠、许衡等人的筹划下，“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才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职官制度和封印制度。另外，中国古代大臣王侯的印章，一般是铜印、木印，王侯也可用银印、金印，只有皇帝之印才用玉，所以称为玉玺。皇帝特别尊崇功高望重的大臣、王侯或宗教首领，有时也特赐玉印，但这只是一种崇高荣誉的封典，并非实际用印。元、明、清时期，一般只对佛教首领（主要是藏传佛教领袖）赠玉印，其意义即在于此。对此，有时还要特别颁发谕旨加以说明。玉印属于荣誉封典性质，而木印作为日常用印，史书一般是略而不书的。其三，“‘大朝国师……’疑为‘大元国师……’之讹”，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官印是职权的凭证，刻写、监督程序非常严格，不可能出现刻写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因有“大朝”二字，更证明此印为真印，决无讹误，更非复制或伪造。 更重要的是，“大朝”为蒙古汗国时期的国号，所册封的大朝国师确有其人，他就是克什米尔地区的密宗高僧那摩。他在窝阔台称汗时来到蒙古宫廷，受到极高礼遇。贵由汗曾师从他学习佛法。蒙哥汗时封他为国师，统领天下释教。其事迹见于《元史·铁哥传》：“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尔人。迦叶弥尔者，西域竺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尽往归之。’乃偕入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以斡脱赤配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9](卷125,《铁哥传》P.3074) 其事迹还有金石碑刻为证。《常山贞石志》卷十五收录元人石刻碑文《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里，载其事颇详（注：笔者另有专文论证“大朝国师印”为蒙哥封赐那摩之印。见拙文《“大朝国师印”考》，待刊。）。此碑是由当时当地社会名流赵从证居士撰文，恒阳石匠杨春刻石，宣授辅教大师真定路提口都僧录释印书丹并撰额，岁次己未（蒙哥汗宪宗九年，即1259年）四月二十八日主讲僧立石。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现为石家庄市郊区）龙兴寺，也称龙藏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后屡毁屡建，现改为隆兴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碑文说：“国师南无大师，北印土迦湿弥罗（按：即《元史》所说“迦叶弥尔”，“北印土”，一般写作“北印度”）国人。”与《元史》所记吻合。另外，碑文说他来到蒙古汗廷之后受到崇高礼遇，“宗族上下，相府大臣，尊而敬之泰山北斗。累蒙蒙哥皇帝眷遇隆厚，宣诏不时，常有异恩，讵可胜计”。与《元史》所记完全相同。蒙哥汗五年（1255年），那摩曾奉命到真定府传布佛法，大修龙兴寺。该寺僧人感其德，故刻石立碑记其事。将其碑文与《元史》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必为蒙哥汗册封那摩国师之印。
“大朝通宝”钱和“大朝国师印”作为蒙古汗国国号“大朝”的证明，应该算得上是“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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