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笔者有以下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就教于专家学者：
    第一，“大朝”作为蒙古汗国的正式国号，有大量的文献、石刻墨迹、钱币和官印证明。
    蒙古汗国“大朝”国号，并不是一些古钱专家所说的只是“皇朝”、“国朝”的尊称，而是正式国号。虽然唐宋时期有以“大朝”为尊称的习惯，但并未得到官方认可，至今没有见到当时有关的官方文书，更没有以“大朝”的名义铸钱和封印。而且从现在能见到的史料来看，“皇朝”、“国朝”只在行文中使用，作国号时，一般要标明正式国号，如“大唐”、“皇宋”等。而我们前举各种文献资料都证明，“大朝”是作为正式国号使用的，并且不限于汉族地区。如《蒙鞑备录》等资料，就是记录的蒙古游牧区，而且在圣旨等官方文书和铸钱、官印中都正式使用。可见“大朝”国号在蒙古汗国辖区内为官府认可、民间承认，对内对外普遍使用，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只是在汉族地区使用。前引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的记载，当时即属于蒙古游牧区。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说：“元太祖本无国号，但称蒙古，如辽之称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刘秉忠奏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16](卷29) 这种观点流传较广，以至于一些史学论著、《辞海》等辞书均不提“大朝”国号，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第二，关于“大朝”国号和“大蒙古国”（包括蒙古族称）的来历，学术界的看法并不完全统一。萧启庆先生的大作《说大朝》一文中认为：“实际上‘大朝’与‘蒙古汗国’都是蒙文Yeke Mongghol Ulus的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ulus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Yeke Mongghol Ulus是近代蒙文的含义，和“大朝”的来源没什么关系。“大朝”和“大蒙古国”也不是它的繁简不同译法。
    萧先生又说：“成吉思汗究在何时采用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为国号，因缺乏明确的记述，已难以确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称成吉思汗先世已自号大蒙古国，其事不可信。1206年全蒙古统一时，有关史料皆记载采用成吉思汗尊号事，但未言及采用国号。但从蒙古人历史发展看来，Yeke Mongghol Ulus一号采用于此时最有可能，盖此时成吉思汗不仅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为其家产，故以Yeke Mongghol Ulus称其国家，最为适宜。Yeke Mongghol Ulus一名之采用至迟亦不晚于1211年伐金之时。这一名称此后遂成为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国号。”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清楚“大蒙古国”的文化来源。
    关于“大蒙古国”的文化渊源，笔者不同意萧先生的观点，而是赞同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观点。他说：“孟（赵）珙《蒙鞑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盖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又，《辽史》有阻止斯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乃阻卜酋长之名——原注）。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为建国号之由。”[16](卷29) 据此，则“大蒙古国”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部族名（并逐渐演变为蒙古族名）。
    “大朝”源自汉文化，是唐代开始形成的一种历史习俗。唐朝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周边一些地方性民族政权尊之为“大朝”，唐朝人也以“大朝”自居。这种习惯宋代人因之。唐宋间边疆民族地区一些“小国”政权，也受到这种习惯影响，在国号前加“大”字。例如，党项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自称“大夏”（宋人称“西夏”）；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自立建国号“大真”；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自称“大金”。赵翼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按：《金志》太祖以国产金，且有金水源，故称‘大金’——原注）……金末宣抚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16](卷29) 这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心理，借“大”为号，自我激励，激扬压倒敌国的气势。成吉思汗借用汉文化中的“大朝”称谓，建国号为“大朝”，既是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源于这种民族心理。到后来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是这种习俗和民族心理的因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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