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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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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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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三月初三日创建。”（注：《稷益庙修舞厅碣》转引自夏扬《河东现存宋、金、元舞台碑碣资料与浅说》，原载傅仁杰、行乐贤主编《河东戏曲文物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此碣刻于是年三月，当时还未有“大元”之国号，而当时万荣县又在蒙古汗国统治之下，直书“大朝”至元年号。（4）呼和浩特市城郊万部华严经塔，有一条墨书汉文题记：“大朝至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西夏国仁王院僧惠善到此。”[10]
其四，将“大朝”放在干支纪年之前，作为国号兼年号。（1）《德兴府秋阳观记》：“大朝庚辰岁（1220年），长春真人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辇毂。”（2）《重修悟真观记》：“大朝丁酉岁（1237年），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3）《中书令耶律公祭先妣文》：“维大朝癸卯岁（1243年）八月乙巳朔。”（4）河南辉县白云寺有青石塔铭一方， 正书题曰：《冠山寂照通悟禅师徽公塔铭并引》，出自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诗人元好问手笔。塔铭记述了禅宗云门宗大师澄徽（1192～1245年）一生的事迹。塔铭末署：“大朝丙午年四月初十日。”[12] 丙午为1246年，时蒙古汗国贵由汗在位。（5）《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大朝辛亥（1251年）七月初九日，终南十方重阳万寿宫立石。”[11](P.117)
这些都说明“大朝”作为蒙古汗国国号曾在辖区内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普遍认同。 四、历史文物的见证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大朝”文物的证明。这些文物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这是最直接、最权威的历史见证。
关于“大朝通宝”钱，一些前辈古钱学家提出它是元初铸钱的推论后，也有些古钱专家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其主要原因是“大朝通宝”均是传世品，缺乏出土文物证明。直到1986年，宁夏维修拜寺口双塔清理西塔塔刹时发现一枚原藏的银质“大朝通宝”钱，这个问题才得到科学证明。
拜寺口双塔位于宁夏贺兰县金山乡贺兰山拜寺口北坡一处西夏寺庙废墟内，东南距银川市50公里。双塔东西对峙，相距约80米，同为13级八角密檐式。据文物考古专家考证，拜寺口双塔始建于西夏中晚期，元代初期曾进行过维修。“大朝通宝”钱就是在西塔的刹室内发现的。同时发现的有元初中统元宝交钞，以及唐噶、印花布、铜佛像等，均具有元初风格，是较为典型的元代早期文物。考古专家认为，大朝通宝钱的年代同这批文物应大致相近。佛塔的地宫或塔室都是放置舍利或珍贵物品的，“西塔刹室内所藏的文物也应该是被看作珍品而放入的，一枚小小的，极不起眼的大朝通宝如果不是有其特殊的含义，不是蒙古货币，是决不可能当作珍品放入刹室的”。通过与金代“大定通宝”和传世的“大朝通宝”对比研究，可以肯定“大朝通宝”是仿照“大定通宝”是仿照“大定通宝”铸造的，时间在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以后。因此，“大朝通宝钱的铸造上限在金大定十八年，其下限是元初。这段时间，正是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时期。大朝通宝钱无疑是蒙古汗国时期铸造的货币。”(13)
这个结论有可靠的科学根据，令人信服。不过，维修简报说：“‘大朝通宝’四字。背面亦有文字，经专家辨识，为四个维吾尔文字：‘蒙兀尔（帝国——原注）、合罕、钱、宝。’铸造工艺粗糙。”[14] 需要补充和说明的是：蒙兀尔即蒙古，合罕应为一个词，在汉文典籍上称为“可汗”、“可寒”或简称为“汗”，是古代柔然、突厥、回纥、蒙古等北方民族对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大体相当于汉文“天子”、“帝王”之义。总括来说，这几个古维吾尔文字译成汉语为“蒙古汗宝钱”。这就有力地排除了前人所说的唐、武周、后唐、后晋、宋等铸造的可能。同时，其背面为古维吾尔文，也反映了蒙古汗国改国号为“大元”以前的特征。《元史·释老传》载：“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9](卷202,《释老传》P.4518) 这枚铸钱的出土，为前贤推论“大朝通宝”为蒙古汗国时期铸造了“大朝通宝”钱提供了权威证明。如果说，前述石刻、墨迹多系个人题写，属于“民间行为”，那么官铸铜钱则无疑是“官府行为”了，“大朝”作为国号当然是经当时最高权力机构认可的了。
蒙古汗国不仅铸造了“大朝通宝”钱，还颁行过“大朝”官印。西藏文管会珍藏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以下简称“大朝国师印”）就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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