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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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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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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蛮夷戎狄”则谓之“四夷”；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这些主要汉族活动的地区，都在“中国”一词的涵盖之下，（注：参见《辞源》（修订本）上册，第87页，“中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第443页，“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而周边各族生息繁衍的广袤地域却被浸透着“夷夏之防”观念的汉族史家及学者文人视为“中国”之外的“化外”蛮荒。
显而易见，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廓清所谓长城、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另一方面在批评“华夷之辩”大汉族主义倾向时，要准确阐释在所谓“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八，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华书局影印本。） 春秋大义中“中国”与“四夷”共处“天下”的同一的一面。《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言“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注：《二十四史·后汉书》卷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明太祖朱元璋讨元檄文所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与上文所举《明神宗实录》将海西、建州女真与属国朝鲜加以区别，都雄辩地证明，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
总之，身为夷狄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甘被自视优越的汉族视为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下等族类，他们必欲争取华夷平等的政治理念以及建国称帝的举动，强烈地震撼了江河日下的明朝统治者，对根深蒂固的儒家“华夷之辩”理论体系也发出了空前有力的挑战。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在不脱离大中国的大前提下，努尔哈赤父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体认与传统儒家的国家观并无二致。恪守祖宗家法的清太祖、清太宗的后世子孙们，将在更加广阔的政治舞台上，以天命所归的“天下中国之主”的角色，解释、演绎和推广他们在开国时代的理念和经验。
“统驭天下中国之主”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军陷京师，崇祯自缢于煤山，明亡。四月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定进取中原大计，此时犹不知明朝灭亡。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大军启行，十三日师次辽河，始知大顺军占领京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清军与吴三桂军联合击溃李自成大顺军主力，追杀四十里，五月二日入据京师。当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注：《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乙卯。） 此前一年，顺治在盛京刚履行过大清国皇帝祭天登极仪式，此时他二度祭天登极，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实现了其父祖得天眷佑的遗愿，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明清鼎革，顺治虽不改关外时期“大清国皇帝”名号，但清朝皇帝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本质变化。下面首先探讨他们对“中国”概念的理解。
清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注：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故明所辖的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故明所代表的一切国家主权由其行使。尽管顺治以至康熙中期40年间清朝还在步步推进着对明朝治下“中国”的统一事业，但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注：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元年七月壬子。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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